材料一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在执政初期还面临巨大的反政府势力，在矛盾丛生的执政早期，保持政权稳定、重建社会秩序、理清发展思路、推动革新进程是明治政府的第一要义。为了和俄国宣誓边境地区的主权，日本政府在边境地区开发自然资源，并兴办大量工厂，因而一些失地农民成为新兴产业工人。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在明治政府看来，劳工移民只会在西方世界留下日本不文明国家的印象，而留学生则代表了日本社会的精英，会提升日本的国家形象。明治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促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但明治政府并未立即组织大规模海外移民，相反却颁布法律严禁任何日本劳工去夏威夷或美国大陆。据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的数据，1868~1884年间，日本海外移民总数才1354人。

——摘编自杜娟《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

材料二   1970年以来，中国掀起海外移民大潮，持续至今，成为世界移民大潮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放宽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限制；1978年年底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乃至取消对海外移民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随着全球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世界性流动加速，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也呈现汹涌之势。尤其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大批中国商民、留学生随着中国商品、产业与资本的输出以及对先进教育的渴求，奔赴世界各地。据统计，1978~2006年，每年出国留学的数量激增至20~30万人。即使回归比例在提升，滞留在外的留学人员数量也远超回国者。据《人民日报》2013年6月5日报道：“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达87%”。

——摘编自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

材料一   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演讲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劳工神圣”思潮很快在中国兴起。五四运动中的“六三”大罢工及随之不断发动的罢工运动被视为“劳动运动的曙光”。五四知识分子将初步接受的“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阶级争斗”等概念，运用到对劳工界的社会调查中，以具体事例、详实数据呈现劳工的生存状况，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解释。

——摘编自熊秋良《“寻找无产者”：五四知识分子的一项社会调查》

材料二   钱杏邨调查南京胶皮车夫的状况后认为,车夫“每天就做那非人生活至‘力竭声嘶’也不能供养一家……只给那吃人不出血的资本家弄资产”。包惠僧调查武汉工人状况后提出，要使工人不受资本家的支配，第一，“非先有阶级底觉悟不可，要如何使佢（他）们发生阶级的觉悟？那么，惟有劳工教育四字”；第二，“要打破资本主义，就要阶级争斗，劳工必先有强固的团结”。

——据《劳动界》等

材料   1956年，根据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中的解放牌汽车驶下了生产线，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60年代，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各个厂家的数据、图纸、零部件全部实现共享。在北汽BJ212诞生之后，国内各地迅速诞生了诸多几乎完全相同的车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汽车制造企业—北京吉普公司。1997年吉利成为中国第一家民营轿车企业。国家采取了引进技术和“以市场换技术”等多种手段，并长期实行高关税，对国内市场实行保护，我国逐渐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国。21世纪数字化和绿色化两大转型交织、融合到一起，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智能新能源汽车。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抢到了先机，在电池技术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隆国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