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材料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之墓。迄今已出土1万余件（套）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重要文物列表：

——摘编自王子今《海昏侯墓园考古与西汉史的新知》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派将军霍去病北击匈奴，夺取河西走廊，设置敦煌郡，并在郡城西面设置玉门关和阳关，扼守河西的大门。魏晋时期，中原战乱，不少大族和士人迁居河西地区，带来先进农耕工具和技术，推动敦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公元366年，僧人乐尊在敦煌城东南鸣沙山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所佛窟。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经敦煌西行取经，莫高窟作为西行者祈求道途平安的处所香火不断，日渐兴盛。隋唐时期的敦煌，呈现出国际大都市的风貌，汇聚不同的宗教、文化、艺术，招徕不同血统的民众在此定居。在统治阶级崇佛浪潮推动下掀起兴建石窟的高潮，一些大家族也争先开凿“家窟”。到武则天时期，莫高窟已经有一千多所窟龛，汇集了众多精美壁画、造像，成为佛教艺术的宝库。

——摘编整理自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材料二   19世纪末，一大批西方探险家来到中国。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莫高窟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这些藏品现分藏在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等机构，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撰写五卷的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一书。由于他在探险中有着惊人的发现，并获取大量的珍贵资料，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勋号。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白银五百两，获取写本、印本、文书、绢画等六千卷，并首次系统拍摄莫高窟照片数百张。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目前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摘编整理自《敦煌藏经洞·传奇继续》

材料三   国际博物馆界公认必须严厉阻止非法贩卖考古文物、艺术品及民族工艺品，但是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感受及不同的价值来看待那些在早期获得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特点的作品。长期以来，无论是通过购买还是通过捐赠等形式获得的文物已经成为保存它们的博物馆的一部分，并已延伸成为它们所在国家的遗产的一部分……呼吁归还多年来一直由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已经成为博物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虽需针对个案具体分析，但我们应该承认，博物馆不只为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还为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服务。

——欧美18家博物馆联合签署《关于普世性博物馆的价值及重要性的宣言》

材料一   1929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了大量玉石器，1986年对三星堆两个祭祀坑进行发掘，出土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等文物一千余件。三星堆遗址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是一个拥有青铜器、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文明；其城址规模很大，表明三星堆已步入国家门槛。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发掘了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前后相承、延续不断。

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金杖、金面具、青铜人像等在黄河流域鲜见，也与埃及、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出土文物判然有别。青铜器显现出以尊为首，与罍、瓿、盘形成组合的礼器系列。其器形虽然明显仿效中原商文化风格，其组合却有别于鼎、爵、觚、斝的商文化系列而凸显民族和地域文化特征。青铜神像、神树等带有神异色彩的器物，表明这个古蜀王国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和神权、政权一体化的系统。

——摘编自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七十年》等

材料二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商文化的传播或分支；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虽然受到中原文明较多的影响，学习和吸纳了中原青铜器和陶器中的某些形式，但从整体上看，仍然具有明显的自成体系的结构框架，因此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是古代长江上游的一大文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