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做了题为“汉代之前的丝绸之路”的主题演讲，从考古发现出发，详解了欧亚大陆早期的文化交流。在演讲结束时他指出汉代张骞通西域，并非丝绸之路的开始， 而是开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交流的新时代。即由零星地、断续地、小规模地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地、持续地、官民结合的交流。”

史料①：《穆天子传》记载了约三千年前周穆王西游会见西王母的故事， 并有周穆王送给西王母“锦组百纯(匹)”的记录。(穆王与西王母会见的地点大约在今天甘肃、青海和新疆一带)

史料②：在秦始皇陵西侧一座古墓里面出土了大量文物，通过研究发现，这些文物全部都是秦时期的器物。其中金骆驼(如下图)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单体骆驼。 金骆驼属于“双峰驼”造型， 工艺精致，在当时的中原地区很少见。

史料③：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出土的丝织品(约公元前5世纪)。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资料整理

材料一

材料二   中国虽有长达千年的金石学传统，但是建立在田野考察与发掘分析基础上的考古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一批外国传教士或科学家首先介绍进来的。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梁思永等从海外学成归国，带回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考古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开拓了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历程。……1949年以后随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展开，考古发掘逐渐多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大量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大部分地区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之后中国考古进入“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新时代，进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张昌伸《文物与考古蒌础知识》

第一组 曾随之谜在今天湖北境内，传世文献没有记载过周代一个叫曾国的诸侯国。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现却证明历史上湖北的随州确实存在着一个姬姓曾国。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不一致，引发了学者们关于“曾国”和“随国”两个国名关系的争论。直到2019年，这场争论才得以平息。考古学家在湖北随州枣树林发现春秋中晚期的曾国墓葬群，三组大墓的墓主人分别为曾公求及其夫人渔、曾侯宝及其夫人芈加、曾侯得，三组大墓均出土有编钟，同一墓葬均出土带有周文化和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因素的铜鼎。

以下为曾侯宝夫人、楚王女儿芈加墓出土的部分文物及其铭文

	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 大意为：楚王嫁女儿芈加到随国的陪嫁。
	铭文：伯括受命，帥禹之绪，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孙，穆侯元子，出邦于曾……以长辞夏。 大意为：伯括受命，遵循大禹的功业，被分封到南土，在曾地建邦。我是周文王的后裔，穆侯的长子，通过统治曾国，光大“夏”的功业。

第二组   关于秦始皇陵工程用工人数，历史文献记载说法不一。参考古代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学者调查测定数据，可知秦始皇陵陵丘土方数量。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胡亥即位，“九月，葬始皇郦山”；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四月，二世宣布“郦山事大毕”，可见秦始皇陵复土工程施工时间不超过236日。云梦睡虎地秦简《徭律》记载“水雨，除兴”，排除土方工程遇雨被迫停工等情形，可以进一步推知施工日期。成书年代比较接近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载有土方工程应用算题，其中可以看到当时“土功”不同工种的劳动定额。综合以上材料可以推知秦始皇陵工程用工人数应如《史记》记录，大致在“七十余万人”左右。

——摘编自王子今《秦始皇陵考古与秦统一历史意义的新认识》

第三组西汉海昏侯墓园的考古发现。

材料一   西汉海昏侯墓由土文物展的展品（部分）

注：海昏侯刘贺为汉武帝之孙。

——根据海昏侯博物馆公众号信息整理

材料二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史记·孔子世家》

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据此推算孔子生年为鲁襄公七年）（前566年）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文物漆衣镜上的记载，2015年出土

材料一 据《汉书》载，刘贺是汉武帝之孙，昌邑哀王之子，幼年继承王位。公元前74年，汉昭帝逝世，无子，霍光立刘贺为皇帝。然而不久，霍光与群臣联名上奏刘贺入朝后的劣迹，如：居丧时无悲哀之心，不素食，掠取女子，废礼仪；即皇帝位后，未祭祀宗庙就以最隆重祭礼祭祀其父……要求废黜刘贺。皇太后准奏。前63年，刘贺受封为海昏侯。

材料二 自武帝崩后，霍光辅政，专权十余年。昌邑王刘贺入京继位后，急欲亲政，又亲信昌邑旧臣，计在位二十七日，遣使者“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有收回权力之迹象。霍光为保持权势，遂废刘贺。

——摘编自廖伯源《昌邑王废黜考》

材料三 刘贺墓出土了《论语》《礼记》等儒家简书，及绘有孔子图像、载其传记的矩形铜镜，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一些人据此轻易判断：刘贺绝非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宗室贵胄，《汉书》中对刘贺的记载不足为信。

——摘编自辛德勇《海昏侯刘贺》等

材料一   在公元634年到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脉，东至中国边境的帝国。阿拉伯的地域扩张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进入了繁荣时期。阿拉伯本来就处于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帝国建立后的经济繁荣又使阿拉伯商人的足迹踏遍了亚、非、欧三洲。商业贸易频繁交往的同时，科学文化的交流也大大加强了。阿拉伯的统治者对异族文化的宽容态度促成了中世纪阿拉伯科学的进步。……在历史上，阿拉伯文化对欧洲科学的发展也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纳忠《阿拉伯通史》，彭树智《阿拉伯国家史》等

材料二   “1219年春，成吉思汗统领大军出发亲征花剌子模，此外，还有金国、西夏新归附的契丹军、汉军、河西军以及大批能工巧匠。”“成吉思汗从不花剌进军撒麻耳干……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如技术工匠）被带往蒙古。”《丝绸古道上的文化》载：“马可·波罗及其他一些欧洲人，都曾作为传教士或者外交使节去过蒙古地区或中国，如果没有蒙古的和平环境，他们的旅行就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

——摘编自马婷《蒙古西征与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三   埃及学是由拿破仑军事远征和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催生的产物。1798年，为了打击英国在北非和西亚的势力，并以此来威胁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连线，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远征军中的百余位学者和专家以科学的眼光对埃及文化展开研究。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破译了埃及象形文字，标志着科学埃及学的诞生。此后，伴随着铁路和蒸汽船的普及，游历埃及的欧美学者不断增多，埃及学在英、法、普鲁士等国收集文物、争夺考古发掘特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

随着1922年埃及的独立，尤其是图坦卡蒙陵寝的发现，民族主义者要求在埃及学领域实现非殖民地化和本土化，这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学的本土化发展。然而，西方学者语境下的埃及学以及现代埃及人与古代埃及人之间横亘着巨大的文化断裂带。现今，尽管本土埃及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落后于欧美国家。

——据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等

材料一：为什么世界历史应从1500年开始?……回答是，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实际上，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才开始。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2011年，在广东汕头进行了古沉船“南澳Ⅰ号”的水下考古发掘。在现场，权威专家指出：“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早期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主要的商品是漳州窑生产的瓷器。”在初步发掘中，出水的文物包括：以福建漳州窑为主的瓷器及一些景德镇和广东潮州窑的瓷器，其中瓷器画有体现中国文化的双鲤鱼图案；还有大量铜钱，这样的物件在之前的中国古代沉船考古中曾多次发现，甚至在非洲、印度洋两岸都曾发现过中国古代的货币。

——摘编自孙欣欣《古沉船或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有关》

材料三：海上格局指国家力量在海上的对比态势。16—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先后成为海上霸主。17世纪中后期，在与英国海战失利后，荷兰霸主地位被取代。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国多次击败法国，维持了海上霸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海权崛起，英、美、法、日等海权国家并立。二战结束后，美国海军成为独一无二的海上力量。21世纪以来，“海上多极”趋势明显。海上格局转换的焦点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关于力量对比的竞争；二是关于海洋规则的博弈。西方国家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在对海洋规则的理解上，各海洋强国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尤其在主权和安全理念方面，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与后发海洋国家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国际秩序的建立或塑造离不开实力的支撑。随着全球社会的发展，各海洋强国既需要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又需要在全球治理上协调一致。由于海洋环境恶化、自然或人为灾害等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发酵，人类正在迈入全方位认知、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新时代。

——摘编自胡波《从霸权更替到“多极制衡”》

材料一   海昏侯墓考古出土文物简表(部分)

——摘编自杨军《地下奢华：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

材料二

材料一   《人民日报》关于新中国初期文物保护工作的报道数量出现过几次峰值。第一次峰值出现在1950年7月，该月上旬共有4篇关于文物保护法规出台的公报。第二次峰值出现在1955年5月，台湾当局筹划“长期出借”文物至美国的举动引发政府、学者、群众的一致抗议，多篇文章与此相关，第三次峰值出现在1956年2月，当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关于会议的报道、发言、决议和倡导成为《人民日报》文化版面的“重头戏”，第四次峰值出现在1957年9月，当时第一次文物普查初见成果，该月有大量文章介绍新的考古成果。

——摘编自胡岳枫《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物保护》

材料二   195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5次大会上，意大利代表团提出了保护武装冲突中文化财产的公约草案文本。经多次讨论后，“海牙公约”及其协定书和实施条例于1954年通过，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全面保护文化遗产的专门性和国际性公约。196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成立，该理事会是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起初有25个国家参加，截至2019年已扩大到107个国家，在它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采用多学科综合方法、尊重文化多样性与完整性等保护原则与方法。

——摘编自陈洁《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历程演变（1931﹣2005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