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宋董煟编撰的《救荒活民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研究荒政问题的专著。其值得充分肯定：一是主张藏粮于民，救荒用的储备粮，“蓄积藏于民为上，藏于官次之，积而不发者，又其最次”。二是主张在救荒中尽量发挥市场的作用，严禁各州县发布“禁籴之令”，反对粮食封锁，“民户有米得价粜钱，何待官司之劝”？“官抑其价，则客米不来”。三是强调政府履行救荒职责，分别对君主、宰相、部省、州、县官僚提出详细的要求；同时加强赈济监督，挑选“平时信义为乡里推服”的人为监司，对救荒过程中官吏舞弊、侵夺灾民的行径当“痛惩一二，以励其余”。
——摘编自陈忠海《古代的“扶贫”》
材料二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全书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财富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生产能力，扩大年产物的总量。只有能创造丰富的生产物，人们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一国的生产量要想扩大，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从事生产，二是提高每个劳动力的生产力。无论哪种途径，都需要减少非生产性的消耗，而将资源更多投入到生产性事业中去。政府的奢侈妄为会把国家弄得穷困，而经济的运行实际上又根本不需要政府插入其间，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发地调节生产的进行。亚当·斯密坚持的“振兴实业”、“藏富于民”以及劳动价值的三个基本观点对后世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美）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哲学指南》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董煟、亚当·斯密思想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董煟、亚当·斯密的思想。
材料 “初，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太宗即位后，就“遍封宗子”问题征求意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遍封宗子”“不便”；魏征认为如果封建诸侯，会造成财政困难；李百药说封建会导致宗室间攻战相残。柳宗元在《过秦论》中列举秦朝“有叛民无叛吏”、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有叛将无叛州”，由此证明“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萧瑀认为：“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虽然分封制遭到大多数大臣的反对，太宗也明确表示“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但贞观十一年太宗诏曰：“设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辅王室”，先后任命了21个亲王和14位杰出功臣为世袭的州府刺史。正如刘秩所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
白居易在《议封建论郡县》中认为周代封建诸侯而亡是因为“上失其道，天厌其德，非为封建之弊也”，秦无分封而灭是因为“群其毒，人离其心，非唯郡县之咎也”，汉代七国之乱乃“宠而失教，立不选贤，非独强大之故也。”“繇是观之，苟固其本，导其源，虽郡与国，俱可理而安矣；苟逾其防，失其柄，虽侯与守，俱能乱且危矣。”
——摘编自冯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主要分歧。(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任意一个主张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区域国别研究发端于16—19世纪逐渐形成的东方学，代表作有葡萄牙航海家皮列士的《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英国旅行作家哈克卢伊特的《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贸易和发现》、英国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顿的《在南非的传教旅行与研究》等。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以语言和宗教为代表的古代文明，东方被描述为落后的、僵化的“他者”，有待西方的统治和引导。他们收集的东方地理和人文资料，受到西方的广泛关注。
二战后，美国招募各国最杰出的专家“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所有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为美国的决策提供参考，区域研究涵盖地球各个角落，最受重视的是苏联学和中国学。1958年，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向高校提供资金，资助其区域研究。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世界区域研究专委会”等一批学术团体。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高校设立以特定地区为名称的研究中心。2011年，教育部启动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专项，目前已做到了对世界各地区研究的全覆盖，中国的研究植根于研究地的社会文化，依靠合作机制，让当地学者为自己发声，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性”知识。同时，关注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阐明人类社会的共识，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借鉴。
——摘编自朱晓中《区域与国别研究：缘起、内涵、知识生产和挑战》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近代以来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变化。材料 针对科举中及第进士地域性失衡的情况，司马光上书《贡院乞逐路取人状》，提出将省试的录取名额划分到各“路”中，各路按照“十人取一人，少于五则不取”的规则进行录取。同时在礼部会试中合并诗赋、策论两科目以录取人才。然而司马光的上书遭到参知政事欧阳修的强烈反对。
欧阳修指出，选才应该“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唯才是择”。西北士子偏好经文义理，在明经科中更为拔萃，这也弥补了进士科中录取少的情况。逐路取人在录取人数不变的情况下，势必会黜落更多真才实学的南方士子，这是对“天下至公”理念的违背。
——摘编自贾树硕《从司马光与欧阳修的科举论争看北宋科举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司马光与欧阳修的观点。(2)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司马光与欧阳修的论争。
材料一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孙中山所表达的种种理想不无认识上的偏颇，如他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仍受到当时西方海权论的影响，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多集中在港口、航运、造船等很狭窄的方面，具体设计也不尽合乎国情，而且他争取中华海权的努力由于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局，但他对近代中国海权沦丧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人提高海权意识的宣传与呼吁以及建立强大的海军、全面发展海洋事业的谆谆教诲都是高瞻远瞩的，体现了他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热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
材料二 毛泽东研究海权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研究往往更多地尝试回应当时各种焦点议题，尤其是领土争端、领海范围问题、台海危机、海洋开发等，其独立解决应景性议题的能力极强。毛泽东海权观中的“同世界人民一起创建一个和平的海洋”主张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包容性。他认为实现上述主张的具体办法就是建设“海上铁路”，所谓“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找寻中国发展海权同人类共享海洋一致与和谐的规律，而“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中国联通世界海洋交通网络，开创一个世界各国共享海洋的新格局，这一超前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海权最为有力的解读，而且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多元开放、包容平和的理念不谋而合。
——摘编自戴晨城《毛泽东海权观的生成、内容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海权观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海权观的特点。
材料 16世纪，英格兰社会发展显著，但中后期也出现诸多问题，有学者描述为“都铎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贫困人口增多，流民已然危及社会秩序，有学者估算，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城镇贫困人群占总人数的5%~22%。因气候变化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农作物歉收，粮食减产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让一部分人沦为“食不果腹”的穷人；部分乡村之人流离失所，对民众心理造成很大冲击，甚至引发了小规模的骚乱；物价上涨直接降低了“工资”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当时此类人口的数量不容低估。
一直以来，基督教会是英格兰社会的贫困救济机构。基督教会不仅有救济的道义，还有固定的经费来源。1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编撰的《教令集》，对教会财富用于救济穷人做了详细规定。这种情况在16世纪中后期发生了变化，1547年，伦敦市议会决定向市民强制征收济贫款，取代原来的星期日募捐筹款方式，以此为开端，诺里奇、约克等城市都开始了济贫税的实践。虽然各有特点，但共同点都是以堂区为单位，向居民和在此拥有地产者强制征税，用于救济本地的贫民。至此，济贫税作为一个新税种，首度出现在议会通过的法令中，具有了法律效力，作用于英格兰全境。1598年，对《济贫法》做了修订，明确了征税人员的职责。1601年，再次修订《济贫法》，又一次确认了这些原则。此次《济贫法》规定的征税原则，尽管有所改动，其有效性一直持续到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这些地方的济贫实践，为王室政府制定《济贫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摘编自张殿清《英国都铎王朝的济贫税及赋税精神》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世纪英国出现“都铎危机”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英国应对都铎危机的措施。
材料 1931年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当日军沿中东铁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犯中东铁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采取防止手段。”由于苏联的警告，日本暂时停止了沿中东铁路北侵的计划。东北部分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冬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受到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后来，苏联政府严词拒绝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引渡”义勇军将领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自身安全，苏联竭力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在具体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的立场，这使其对中国的支持显得软弱无力。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联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态度和政策，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联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态度和政策。
材料一：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崛起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朱学在这个时候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专提致良知三字”，最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心学体系，把主观唯心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王守仁事功赫赫，弟子众多，并且通过立乡约、建乡政、办乡学、恤乡民等措施，切实做到“知行合一”，于是王学开始逐渐普及开来。浙中则有王畿、钱德洪，“挤阳明而为禅”，为浙中王学。此外还有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等，地域很广。王学诸学派中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泰州学派。李贽、王艮、何心隐等都是当时有名学者，对王学有所发展。
——陈洋《从陆王心学到乾嘉学术》
材料二：《新青年》这个可观的阵容，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旗帜更加鲜明，矛头所指；震动了整个旧社会。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概述了这种情形：“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
——魏宏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学”的创立者及“致良知”的内涵，并简要评析心学崛起及其广泛传播的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位“这个可观的阵容”中的知识分子及他们的“破坏”行动高举的“旗帜”。分析其“破坏”行动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共性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大同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地图政治”视角下的殖民主义
1502年，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一世·德斯特花费重金请里斯本的制图师制作了一张世界地图《坎迪诺平面球形图》。它以非洲大陆为中心，勾勒了南美洲东海岸以西一直到东亚和东南半岛的广大地域。在图的左侧画上了一条直直的竖线，把已知世界切割成两部分。坎迪诺图成为现存最古老的反映这条边界线的地图。
15、16世纪之后欧洲制作的世界地图有着鲜明的发展轨迹。对海岸线精确测量，将陆地和海洋二分，各大陆的轮廓线日益清晰。和在陆地上的争夺不同，殖民帝国的海上之争，争夺的不是空间，而是航道。各霸权国也将陆地主权的专属特性延伸到船只和航道上。
1886年7月24日，英国伦敦的《绘图》杂志发表了题为《帝国联盟：表现1886年英帝国幅员的世界地图》的一幅地图。它采用墨卡托投影法，重点突出的是英国的全球殖民地，以及各个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紧密的物质联系。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中心，地图上的英属殖民地以粉红色填充，地图下方，象征英国的不列颠尼亚女神手执三叉戟和未字盾牌，端坐在标注着“世界”的地球之上。
地球空间在近代欧洲地图上表现为三种形态：一种是“已知”空间，一种是“木知领土”,最后一种是海洋。16到19世纪的欧洲地图作品所体现的纯不仅仅是知识或技术，而是赤裸裸的权力。“权力从地图中走来，又行走于打造地图的道路上”。
——摘编自宋念申《地图帝国主义；空间、殖民与地球规治》
(1)近代欧洲地图作品力图告诉我们什么?结合背景加以说明。(2)对近代欧洲地图作品的作用并加以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