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材料一   宋朝初期，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太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到神宗之时，由于王安石的推动，太学取得较大发展。据记载，北宋太学初置时，大约百余人；神宗时增至2400余人；徽宗崇宁时达到高峰，人数一度达到3800余人。宋以前的太学，生员主要是各级官员的子弟，宋代的太学，基本凭考试升进，生员的来源范围扩大明显。太学在当时具有独特的地位，它对地方官学，乃至民办学校起到了导向作用。北宋不少太学生不畏强权，敢于上书直言，论列时政，如钦宗上台不久，太学生陈东就上书请求惩办蔡京、童贯等人，后来梁师成等获罪，与陈东上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北宋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划上了浓重的一笔。

——摘编自闰孟祥、贾明杰《宋代太学教育》

材料二   12世纪，欧洲开始出现大学。据统计，13世纪欧洲约有大学22所，16世纪已有80多所。当时，大学成为僧侣政治和行政权力、教权和主权并列的第三种力量，但它并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束缚。大学团体的正式成员都有表决权，参与决策校内事务，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均有资格被选为校长。13世纪，教皇教令和大学法规已对课程内容有明确规定，如文学课程主要开设文法、修辞等“七艺”，天文学几乎限于历法和复活节日期的推算，神学课程为《意见集》和《圣经》等。中世纪大学吸收来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他们之间通用拉丁语进行对话，不断地交流学识、探索科学。当时，教皇也准许某些名牌大学的教师在许多大学同时任教，学生有迁移权。

——摘编自张晓丹《试论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兴起》

材料一   孔子发展了周初萌发的人本思潮，孟子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说，把人本思想在理论上推向了高峰。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孔子把仁的主要内涵界定为“仁者爱人”,自觉地承认必须把人当人看，维护做人的尊严。儒家认为，仁和善是天道赋于社会与个人的本性，他们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比较方而发现人的价值。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在于人具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在荀子哲学中，人与动物的唯一区别就是伦理道德。

——摘编自乔根锁《论中国先秦儒家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材料二   儒家在人生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始终以修身、内省来完善自我人格，作为社会实践的原动力，为士子确立了一套完整的入世途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且规定了儒士的社会责任与命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明代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导致戴铣等人被逮捕入狱，王阳明抗疏引救，敢于不卑不亢，批评皇帝的失过行为。这种批判力量亘古相传，王阳明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例。人格的独立意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不自觉地衍化为一种文化精神。

——摘编自赵维国《论儒家文化对中国人文精神的贡献》

材料一   下表是中国古代有关质量管理的内容。

——摘编自李良平《古代标准化与质量管理措施的启示》

材料二   秦汉时期，无论是对官营手工业还是民间产品生产，其“度”“量”“衡”等计量规范，以及法式、形制等质量标准都由官方直接控制。唐宋时期，政府除了对京畿地区和宫廷奢侈品、兵器等特殊产品采取较为严格的事前质量规范外，对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易环节的“行滥”现象，则更多采用“诸色人”等社会主体主动“募告”以进行事后惩戒的方式进行监管。明清时期……政府对官营手工业产品的质量监管从生产流程的直接控制转向对采购环节的事中、事后管理……政府对商品流通环节和市场交易环节的质量监管更大程度地依赖牙侩、行会、公所等社会第三方机构和个人进行，契约习俗取代法令条格成为商品质量监管的主流规范。

——摘编自程虹、陈昕洲《我国古代政府质量管理体制发展历程研究》

材料一   自战国时代开始从甘蔗中取得蔗浆以后，种植甘蔗日益兴盛，甘蔗制糖技术逐步提高，经近千年的发展，至唐宋年间，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作坊式制糖业。公元647年，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习熬糖法。欧阳修、宋祁撰的《新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始遭使自通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诸蔗，柞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从唐宋开始形成的手工业制糖以来，制糖技术逐步得到发展，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工艺相继出现，土法制取的白糖、冰糖等新品种也相继出现，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制糖的理论著作。如北宋王灼于公元1130年间撰写出中国第一部制糖专著——《糖霜谱》。8世纪中叶，中国制糖技术传到日本。13世纪左右，传入爪哇，成为该岛糖业的起源。15~16世纪，中国的侨民也在菲律宾、夏威夷等地传播制糖法。

——摘编自林国栋、陈如凯、林彦铨的《甘蔗的起源与进化》

材料二   15世纪末，哥伦布将甘蔗制糖技术传至西印度群岛，很快又传至古巴、波多黎各。15世纪20~30年代，甘蔗制糖技术先后传到墨西哥、巴西、秘鲁等，不久，甘蔗制糖业在南北美洲都发展起来。由于甘蔗的生长需要热带环境，直到殖民地的兴起以及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欧洲强国才开始在殖民地发展大规模的甘蔗种植园和制糖工业。在近代社会中，糖的生产已经与一个民族的生产发展力紧密联系起来。蔗糖在18世纪经济中所占据的地位，就如钢铁在19世纪，石油在20世纪所占据的地位一样。正是由于殖民地贸易的兴起，蔗糖的广泛种植，糖果制造商在这个时候开始试验各种糖果的配方，大规模地生产，从而使糖果进入平常百姓家。

——摘编自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

材料   “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米不能久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钞太虚，亦复有泡烂。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对于民众来说，白银有保值和储存的便利。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形成……民间海外贸易的自由发展，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明王朝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等级秩序的致命颠覆，开创了自由思索与行事的开放氛围。明中期笔记曾有记载“纳银四十两，即得冠带（借指官吏），称义官”。明某话本中写道“如今人最易动心的无如才，只因人有了两分村钱，便可高堂大厦，美食鲜衣，使婢呼奴，轻车骏马……又有这些趋附小人，见他有钱希图叨贴，都凭他指使，真是个钱神”。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围绕白银流通，当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

——摘编自郭良伦《白银货币化之下的明朝中后期中国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