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7—1944年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统计表单位：万石

——摘编自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

材料二   1943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各根据地以“组织起来”为口号，大力发展合作制经济，使合作制成为根据地的主要经济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力图通过合作制，开展生产，发展经济，解决边区面临的财政经济问题。从合作制经济视阀对陕甘宁边区盐业的生产和运输进行研究，可了解边区盐业是怎样被“组识起来”的，以及合作组织在盐业发展过程中的实践效果。合作组织和盐业发展二者之间调适和融合的动态过程，亦是边区盐业经济从“个体”走向“集体”的过程。

——摘编自胡杨《陕甘宁边区盐业发展中的合作制实践》

材料一   周王朝就有了“君权神授”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从西汉至清代的各朝帝王，都没有摒弃分封诸侯、屏护中央、面南为天下共主的传统观念。由于汉民族长期保持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于是不断增强了自我优越、惟我独尊意识，并产生了华夷观念，把周边民族或国家都视为落后的蛮夷。对待周边蛮夷国家，中国除要用强大实力使之“畏威”之外，更应以“德惠”使四夷倾心内服。《礼记·中庸》主张对诸侯和更远方的国家采用“怀柔”政策，包括“厚往而薄来”的恩惠大度方针。按照儒家学说，中国君主与其他各国君主的关系，只能是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外国来使均为朝贡者，故没有形成平等国家间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礼仪。因此，古代中国统治者认为自己不需要外交，无需常设的外交机构，只是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办理海道和陆路往来的各国事务。

——摘编自王红续《中国外交从宗藩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

材料二   近代中国外交近代化是在列强强大的武力逼迫下被迫实行的。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拥有众多藩属国的泱泱大国，在遇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被迫放弃天朝尊严，俯就于西方现代化的大潮之中。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既是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共和制政体的转变，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形象的转变……国际社会也逐渐认可了中国的存在，如：1920年初，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有利形势，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顾维钧被推选为国际联盟理事会理事长，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材料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面对的是共和国初建、美苏“冷战”激烈进行、新中国尚属孤立的复杂国际局面，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以及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加迫切，这是艰难局势造就的新中国外交使命……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使命变得更加明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定性了中国外交注重国内发展和促进国际和平的外交使命，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对这一使命最好的实践。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民族复兴于是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使命。

——摘编自白卫东、刘常喜《峥嵘七十年：新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材料一   至于元嘉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jiōng），盖东西之极盛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rěn），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hù）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

材料二

——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三   北宋后期，科举考试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均衡。明朝宣德年间，科举考试正式实行南北分卷录取制度：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归入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归入北卷。一些文化较落后、士子登第困难的地区归入中卷。每录取百人，南卷取55人，北卷取35人，中卷取10人。

——摘编自《明史·选举志二》

整体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它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材料一   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个事件某种程度上把世界上相距遥远的部分连结在一起，使它们能互通有无，增加彼此的快乐，促进彼此的工业，因此，它们的总体趋势似乎是有益的。

——亚当·斯密《国富论》

材料二   公元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标志着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在这以前，不存在任何冲突，因为根本就没有全球的联系，遑论全球统一。……由于欧洲人在这一全球历史运动中处以领先地位，所以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刚刚联成一体的世界。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共产党宣言》

材料   1937_1945年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状况的简表（法币；单位：百万元）

材料一：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势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主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到清代.主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

——摘编自高翔《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

材料二：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

进入中世纪后期，王权在与教权的合作与斗争的制度化进程中走向强大，而教权则日渐没落。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王权最终能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12、13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以及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15、16世纪大体完成。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双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