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旅游兴起并成为一门产业。民众仿效16世纪以来贵族“欧陆游学”传统，参观英国知名作家的出生地、故居和墓地，探访文学作品中描述之地，以求“更深刻地理解熟悉的文本”。

地处偏僻的斯特拉特福，因是莎士比亚出生地而成为旅游胜地。1847年出版的《英国最杰出诗人的故居和常去之处》配以版画介绍英国作家故居，深受读者欢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有乔叟、斯宾塞等众多作家的墓碑或纪念碑，备受游客青睐。人们还将文学作品视为“旅游指南”，前往伦敦、罗切斯特等地，与作品中的人物“邂逅”，“跟随哈代想象出来的人物的活动轨迹游览他们的故土”，领略司各特作品中描述的苏格兰高地风光，寻找历史记忆。“莎士比亚之乡”“哈代之乡”“司各特之乡”等英国文学之乡成为一道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摘编自（法）马克•布瓦耶《16—21世纪西方旅游史》等

材料一   百物周流

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两万多户，其中640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别属于160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72家，……酒楼、茶坊适应商业大潮，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摘编自樊树志 《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四民流动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宋代汪洙《神童诗》

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宰相富弼的女婿冯京虽是状元，但出身在商人家庭。

——摘编自（宋）朱彧《萍州可谈》

释其耒耜（指农具）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

——（宋）苏轼《策别安万民三》

材料一   伴随着东晋南朝、唐中叶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虽然还有某些士大夫激于道德上的义愤，对“钱”这个怪物进行挞伐，但是，到了宋代这个时候，“钱”已经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活跃起来了，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已经大大地改观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连诗人的笔触也不得不承认：“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针对国门洞开，西方列强经济渗透日益扩张，民族危机愈来愈深的严重现实，阐明重利是富国救亡的重要举措。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犹不讲求生财之道，承亟以实利之是尚，吾恐鱼无水死，国无财亡。”他还强调轻利之说压抑人性，扼杀人才，致使国家陷于困境。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演变》

材料一   战国时期，出现众多学说、学派，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材料二   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指出，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如不加以禁止，统一就可能遭到破坏，建议除《秦纪》、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外，凡私人所藏儒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建议。前212年，秦始皇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捕捉方士、儒生460余人，并全部坑杀于咸阳。这就是“焚书坑儒”。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汉武帝以儒家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说，是三纲五常。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与“民意”无关。中国的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因为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的合法性。这一套意识形态也不断塑造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都拥有对“天下”的强烈责任感，对“大一统”秩序的强烈认同，士农工商莫不如此。汉朝有完整的基层政权并深入基层的文教事业。郡守设学，县官设校，配备经师，教授春秋，用儒家文化慢慢将不同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能看懂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法度，理解同样的文化。唯有这样的人民基础，大一统王朝才能多次浴火重生。

材料二   罗马帝国注重建立稳固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罗马民族认同”。例如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后，号召以罗马的传统美德，即对家庭、国家和本土神灵的忠诚与责任来凝聚人心。维吉尔创作史诗《埃涅阿斯纪》，构建“罗马民族”认同；李维写《罗马自建城以来史》，批判分裂的派系主义；贺拉斯作《讽喻诗》，号召社会回归对家国的责任感。然而，罗马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只有行省的贵族和官僚才说拉丁语，基层群众基本不会说，更谈不上融合相通。高卢和西班牙并入罗马300年后，农民还在说自己的凯尔特语。罗马苦心建构的“民族认同”，由于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因此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潘岳《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

材料一 汉朝建立六十多年以来，标榜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合时宜。武帝即位诏举贤良之，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罢黜百家，独儒术”；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新阳而疏阴”，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均出自天意，不可变更。其思想深得汉武帝赏识。孔子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统治者尊为“五经”，被定为“法典”，传经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从此儒学成为汉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摘编自王新婷、金鸣娟、姚晚霞编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有学者总结出“需要-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务阶层根据这一需要作出反应，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但我们认为，如果再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竞争-机遇-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摘编自张洪波、葛善泽《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迅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