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墨西哥和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单位：1990年国际元）

——据[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

材料二   19世纪20年代墨西哥独立后，社会经济结构与殖民地时期相比没有明显变化。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向国际市场出口农矿产品，消费的工业品则依赖进口。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适应了这种发展方式。所有这些都与内战之前美国南方地区非常相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墨西哥外汇收入骤减，无法进口工业品，只能在本土生产。为发展工业，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大规模工业化在此独特背景下开始了。

——摘编自刘新成、刘北成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三   墨西哥的贸易保护本来是为了应对大萧条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后因世界大战造成的世界市场混乱得以延续。二战后贸易保护成为有意追求的长期政策目标，不仅是因为它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工业化成就，更因为保护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工业不愿面对外国产品的竞争。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是墨西哥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但到80年代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保护主义带来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

——摘编自[美]加里·杰里菲等编《制造奇迹》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材料一到了明代，随着政府强制性植棉种桑政策的推行，江南地区植棉业日益发展，形成了以松江府、太仓州为中心，兼及苏州府、嘉兴府部分县镇的棉花种植区。这些植棉区域的种植本身即为目的性明确的商品性生产，出现了“沙土高仰，粒来不产，仰食外郡……仅种木棉一色，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来充兑（粗税）”的新经济现象。江南地区沿河网密集分布的棉花交易中心，在明清商品市场，尤其是棉花市场网络中起着基本网络的作用。江南地区的棉花贸易已大大超出了江南地区区域性市场的限制，而是走向全国。“以百里之所子。常供数省之用”，形成了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全国性市场。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花市场分析》

材料二明清时期棉花在湖北各地都有生产，汉阳、孝感都是著名的棉布产地。汉口市场中棉花并非大宗商品，但在清末，汉口逐渐成长为中国内地最大的棉花集散市场和消费市场。汉口得江汉水系之利，又是铁路干线连接点。鸦片战争后列强向中国大肆倾销洋纱，以弥朴棉纺织品的销售在中国不理想的局面。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创办湖北织布局后，为降低成本，决定改良湖北棉花品种，引进纤维长、产量高的美洲棉种。棉花种植户的收益相对较高，也自愿扩大植棉面积，有的农民购买洋纱作为经线，用棉花纺的土纱作为纬线，这种“洋经土纬”的土布很耐用，也深受农民喜欢，因而有的农村出现了专门加工棉花的职业，到19世纪末，汉口棉花交易仅次于上海，是中国第二大棉花市场。

——摘编自黄继东《清末民初汉口棉花市场研究》

材料一   “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面临比以往更多的社会问题，政府的机构组织不断扩大，社会的管理职能更加多元。传统“恩赐官职制度”下，卖官买爵、贪污腐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各阶层急切地想要改变这种现状。1848年，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发起了对政府行政费用的全面清查活动，财政部认为：文官队伍分工不合理，管理不科学，是加重财政负担、浪费行政费用的根本原因。1853年，财政部出台《关于建立常任英国文官制度的报告》并建议：招聘和录用应该完全建立在公开、竞争考试和功绩制的基础之上；新进人员应有好的“通才”教育背景，应被录入统一的公务员服务系统而非特定部门，并允许在各部门间调任流动；新成员应被安排进层级结构；文官晋升应建立在功绩制基础上，不存在优先权或官职买卖。但该报告遭到国会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最终被束之高阁。

材料二   1855年5月，帕麦斯顿未经过国会讨论，以枢密院名义颁布文官制度改革的正式法令《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该法令规定成立文官制度委员会，主要负责审查文官候选人的条件，允许符合条件的人参加考试，并颁发考试合格证书，将其分配到各部门，试用六个月之后，再决定是否正式任用。这是英国文官制度的初级改革，即正式采用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录用官员，但这次改革没有规定统一的考试标准。1870年6月，道格拉斯绕开议会，颁发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二个枢密院命令，明确规定：在议会中，所有重要职位必须要严格遵循文官制度委员会的要求，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并择优录用；同时，将文官职位划分为高、低两级，并按不同的标准予以差别录用。为避免与保守派可能产生的正面冲突，该命令还规定某些高级职位可不经过考试，直接接受政治任命。这次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框架基本形成。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邰思《英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研究》

材料一   西学书籍规模化与市场化流通，意味着19世纪80年代的天津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西书阅读人群。对天津的洋务人士而言，西学与时务书籍为其常备之书。一个对算学和西学充满兴趣的小型知识群体多为功名在身的士人。民间书肆的西书发售与西书阅读市场相互作用，表明西学在天津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社会广为扩散与渗透。当时天津的西书流通与阅读不仅象征着当地士人读书风气的变动，也可视为晚清沿海都市知识变迁的一个缩影。

     ——摘编自田涛《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流通》

材料二   维新前后，西学书籍广为发行的背景下，不少士人能够博览群书，结合中西学术源流和思想谱系，进行“跨文化对话”。各种西书通过亲友之间的赠阅和邮递，在地方社会形成新的阅读圈层，促进“阅读共同体”的空间成长。新学吸引开明官绅的阅读目光，突破帝制时代原有的封闭阅读系统。在新旧冲突加剧的过渡社会，士人通过对西书的集体选择和整体阐释，形成了更为庞大的“阅读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摘编自蒋建国《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意义之网——以日记史料为中心》

材料一   秦之短寿使得匈奴一时坐大，匈奴趁秦末动乱之际再次侵占河南地，成为新统一中国的汉朝的一大威胁。故此刘邦欲趁统一江山的战胜之锐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亲率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但却由于轻敌导致自己反被匈奴包围，遗下汉之国耻。无奈之下，刘邦只得采取和亲之计，但匈奴并不因此而满足，反而时常入侵汉边郡掠夺人民财物。汉初经过秦末大乱之后，名都空城，人口锐减。汉文帝开籍田以劝导天下，景帝时又将田租确立为三十而税一，故而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到顶峰，诸侯势力也遭到打击，也就放开了手脚去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到元狩四年时，汉发动漠北之战取胜之后，国家已无力颁赐厚赏，就连战士的俸禄也因为财匮而发不出去，因而在西域实行屯田就理所当然了。

——摘编自张建文《汉代屯田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并长期驻守于边疆、服务于边疆的特殊准军事组织，维护国家利益、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是兵团的最高利益所在。兵团作为一支生产队，经过几代兵团人的不懈奋斗，新疆的现代化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一大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疆也是多民族聚集区，兵团重视少数民族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兵团就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农业资料上实行优惠价格，同时积极改善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自组建时起，兵团就以形势发展为依据，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在西北边疆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李东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演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