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这是一个对空谈心性的灾明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新旧思想观念激烈冲突的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是在最广泛意义上开始探索新世界、设计人类社会新计划的所谓“天工开物”的时代。此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各自的表现方式，比较全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这一时期，有的思想家提出了“自由私产”“夫私者，人之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的主张，有的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必使治天下之举皆出于学校”，有的讲“法有可采，何论中西”，“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倡导求实学风，对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是一个否定。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是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知识分子的优患意识、危机意识的存在，外来思想输入中国后常常被赋予中国式的解释以达到政治目标，不可避免带有中国特点。即不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前者可划分为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后者可概括为传播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方面。从戊戌启蒙到五四启蒙都有近代欧洲启蒙的批判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的遗产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的实现，个人自由、解放服从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高于政治民主。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规范、制度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现代社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这是一个"两头都不靠岸"的时代，启蒙者忽视了启蒙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启蒙的批判精神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进步主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启蒙思想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1978~2000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加强了执法和司法工作。江泽民同志坚持我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在全党开展“三讲”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随着“三讲”教育活动不断深入，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讲”教育活动，是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在党内的一次成功实践，为在治国方略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了经验。而“三个代表”的要求，又为我们党实践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指明了奋斗方向。
——摘编自朱少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
材料二坚持法治与德治“两手抓”，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五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现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必须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当今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阻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面对国内利益关系多样化的趋势和全球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党和国家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提高以德治国的水平。
——摘编自崔耀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从改革开放起步到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所做出的努力。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具体说明新时代党和国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手抓”的原因。
材料一 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注：良知：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善性和认识本能，语出《孟子·尽心上》，包括仁义礼智信等与生俱来的善端。）。
——［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26（大学问》
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注：圣门：指儒家学派）所谓良知。
——［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2《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材料二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
——［明］李贽《焚书》卷3《童心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王守仁对“良知”的解释有何特点或特色。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李贽的“童心”概念与王守仁对“良知”的解释有何联系？李贽与王守仁相比，其明显的叛逆色彩体现在哪里？
材料一：根据《中国滋味：盐与文明》整理中国古代盐政发展简况
| 时期 | 简况 |
| 夏商周 | “盐虽入贡，未尝有禁法” |
| 春秋战国 | 有私商以盐致富，如猗顿以贩卖河东池盐发财。齐国管仲提出“官山海”的盐法，主张国家垄断专卖。商鞅变法主张“壹山泽”，国家控制盐的生产和流通，商人分销需交重税。 |
| 西汉 |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卖，设置盐官，尽收盐利。 |
| 东汉 | 光武帝废除食盐专卖之法，听民制盐，自由贩运。在产盐区设置盐官收取盐税。汉章帝时期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官营办法。 |
| 三国两晋 南北朝 | 多实行专卖，南方对食盐实行征税制。 |
| 唐 | 唐代盐业政策继承前代的征税制，官营制度、无税制（对盐池、盐井），也有创新，例如盐的代租制、租佃制。各地盐法有不同且有变化。 |
| 五代 | 盐法逐年严密，期间也一度松弛盐禁。 |
| 宋 | 建立完备的食盐专卖制度。初期实行官卖法（官运官销），后主要实行通商法（官府把官盐卖给商人销售）。 |
| 元 | 盐法逐渐严密，官盐渐贵，强配民食引起民怨。 |
| 明 | 前期主要实行开中法，实行民产、官收、商运、商销。明神宗时期，政府将食盐 收买运销之权都交给商人，从此开中法废止，民制、商收、商卖的纲法兴起。 |
| 清 | 由户部管理全国盐务，盐政之权分与各省。·食盐销售主要实行官督商销，使专 业盐商垄断了盐的收买、运输和销售。 |
材料二：（宋）蔡京创行盐引法，用官袋装盐，限定斤重，封印为记，一袋为一引，编立引目号簿。商人缴纳包括税款在内的盐价领引，引核对号簿支盐运销。到期盐未售完，即行毁引，盐没于官。……当时盐引又称钞引，在盐钞取盐凭证的基础上增加了官许卖盐执照的性质，在行销制度方而更为严密。
(明)开中制，就是政府控制盐的生产和盐的专卖权，根据边防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出榜招商，应招商人必须把政府需要的实物输送到达防卫所，才能取得贩盐的专利执照“盐引”。 然后，（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盐，并在指定地区内销售。……后来盐商为了减少运粮的费用，纷纷到北边军镇附近屯垦，将所产粮食就近供应边关。……开中盐法首创于山西，在纳粮贩盐的商人中，山西商人最多。
——摘编自王仁湘《中国滋味：盐与文明》
(1)根据以上材料，概括中国古代盐政发展的特点。采用一个新的时间尺度，对古代的盐业经营变化进行阶段划分，并简要说明划分依据。(2)根据材料二，说明蔡京创行“盐引”的直接作用。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代开中制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下表为部分古籍关于魏晋以前诗歌的记述摘编
| 古籍 | 记述摘编 |
| 先秦《尚书·尧典》 | 诗言志，歌永言（延长诗的语言），声依永，律和声 |
| 先秦《国语》 |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 |
| 西汉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 | （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
| 东汉班固 《汉书·艺文志》 | 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自孝武（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
| 东汉何休 《春秋公羊传》 |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
材料二 魏晋之后，名为乐府诗，但只取其旧题而完全脱离了固定的乐府曲调，不能唱只能读的，和不依旧题，自编新题名目，只可读不能唱的两种形式的诗歌日益增多，这正是以纸为媒介的文字交流兴盛的结果。书信中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彼此互寄所作诗赋的情况，诗作的题目中也可看到越来越多的《答某某》《和某某》《赠某某》这样的字眼。可见这时文人之间交流情感，已经是把歌词写在纸上，让对方在纸上去看。诗的内涵也由过去的直抒胸臆，变得越来越重视情境的描绘；由过去的感于哀乐肆口而发，变得越来越重视伫兴（感情的蓄积）与构思；由过去一唱三叹的声气的强调，变得越来越重视文字的藻饰和排铺。
——摘编自李壮鹰《纸与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先秦至汉代诗歌承续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说明魏晋至隋唐诗歌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 16世纪以前，西方历史编纂普遍采用源自《圣经》的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分期法。1566年，法国让·波丹发表《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通过分析人性和自然地理因素，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为东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占优势的阶段，特点是笃信宗教，富于智慧；其次是希腊和罗马居统治地位的阶段，特点为城邦国家、殖民扩张、法律制度；最后是北方诸民族领先的阶段，特点是战争和科学技术。人类在许多方面的现代性意味着对旧东西的改进。此外，他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影响了孟德斯鸠等人的历史书写。
——摘编自张广智《瀛寰回眸：在历史与现实中》
材料二 国内史学界关于世界历史分期的主流观点之一
| 内容 | 代表作 | |
| 观点 | ①史前至5世纪后期：世界上古史。 ②5世纪后期至1640年：世界中古史。 ③1640年至1917年：世界近代史。 ④1917年以后：世界现代史 |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 史》（1962年出版） |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让·波丹和国内史学界历史分期法的主要依据有何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内史学界历史分期法形成的历史背景。
材料 郑和下西洋之时，中国仍然处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属于内敛的“大河文明”，讲求“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因此，郑和下西洋时虽然也“用兵海外，并不是用武力‘宣示国威’，或殖民其他国家。郑和这支部队的主要作用是维和，‘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任何军事行动后都未居功要挟或奴役其国”。在探索海外未知领域时仍然是以和平、稳定、厚重、交流作为精神向导，有助于东亚地区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形成，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影响有限。
在早期的航海探索中，由于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缺乏，西欧人并不了解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虽然有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财力物力支持，但没有航海地图、缺少气候预测、造船技术有限，当时的航海探索可以称之为百分之一百的冒险。西欧人在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类勇气的力量，强化了征服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进取精神。因此，地理大发现不仅从物质上推动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更从精神上确立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中坚毅、斗争、进取、征服甚至是掠夺、霸权等处于强势地位的精神支柱，在与东方讲求儒雅、平和、稳定、固守甚至是忍让、懦弱等东方文化精神相碰撞时，当“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在近代出现冲突时，西方文化的进攻就自然处于上风状态，为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精神基础。
——摘编自刘鹏《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
(1)根据材料指出郑和下西洋与新航路的开辟相比有何特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新航路的开辟是一次百分之一百的冒险”的原因，并说明冒险成功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影响。
材料一 在全国各地区水利工程总数中，北方的陕豫晋冀水利工程所占比例，在汉、隋唐和宋，分别为81%、41%、6%；苏浙闽赣皖川水利工程所占比例在以上各时期分别为12%、45%、69%。战国时秦的地广人稀能吸引地狭的三晋农民，汉代郑白渠能“衣食京师亿万人口”，唐有“秦中地狭收粟不多”之忧。南宋时西北流寓之人遍满江浙闽广，东南沿湖沿海及丘陵地区圩田、围田、梯田、塘坝、涂田得到开发。明朝移民开发了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农田水利。“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明清江南地区出现了不满乃至反对运河漕运的思想。“会通河全是人力做成，使水节节就制而为我用，功亦伟矣。然当时臣工，何不移此心力，共成西北水利，而顾为此以困东南，大巧反为大拙”，有人痛心于国家“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道光时才停止漕运，实行海运。
——摘编自王培华《水利与中国历史特点》
材料二 《史记·河渠书》有“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记载。隋王朝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至通州、南达杭州的南北大运河。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古代都江堰灌溉总面积为150余万亩，至1949年前夕，灌溉面积为200余万亩。1949年以后，经过大力整治扩建，现灌溉面积已扩大到1026万亩。同时，都江堰引水还保证了成都平原工业发展用水和数千万人民生活用水。东南沿海的鉴湖水利工程修建成功以后，由于其巨大的拦蓄能力，使山会平原解除了来自稽北山地的洪水威胁。千百年来，在运河开挖、修治和使用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作用，在运河区域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长廊。
——摘编自王培华《古代水利工程及当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水利建设所反映出的历史发展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水利工程建设的意义。
材料一 传统文明的法是依托君权构建的，其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统治”，而不考虑以“法治”限制君权的问题。所以君权要高于国法，法是君王之法，也就是“王法”。与之相应的是，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只是讲到王子，而不是“朕”或“寡人”。由于“国法”是君主统治的手段，故而刑法重于民法，治吏重于治民。因而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法基本.上是“政法”或为政治服务。……从夏、商、周到秦汉，建立在“血统”上的家法、宗法和国法之间的联系不断固化，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中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另外，“礼”与“法”在本源上是一体的，其核心表现为“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家族本位，伦理法治”等。
——摘编自王鸿生《历史的瀑布与峡谷》
材料二 古代罗马，私法广泛，涉及人、婚姻、家庭、继承、物、所有权、契约、私犯行为等内容，罗马法将涉及私利益的都纳入私法范围内。因此，从“私法”发生学的角度分析，近现代私法脱胎于罗马私法。正如艾伦·沃森指出：“罗马法十分重要，它的影响不仅遍及全球，而且还缔造了一个民法体系。”梁慧星也认为：“近代民法一语，乃从罗马法之‘Jus civile’一语沿袭而来，故罗马法之市民法，为今日各国民法之语源。”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罗马法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的体现，“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了现成的了”，“以至于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摘编自范进学《论私法的法理与法理的私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法律相比，罗马法有何不同，并分析罗马法对后世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从远古时期起就强调血缘宗法关系，很早就以血缘为基础形成了宗族。宗族是在家庭的基础上以“宗”统“族”的社会组织，由人们在聚族而居、各家各灶“家”的基础上，通过“立宗收族”的手段组成的社群组织。……宗族在宋代以后发生很大变化……宋明以来所形成的宗族制度，包括祠堂、族长、族谱、族田等内容，其核心就是祠堂族长的族权。宗族往往设有义学、乡兵、养济院等组织，宗族组织机构建立的任务就是主持宗族内族人集会，检查族人善恶，处理族内纠纷。
材料二 清朝建立后，朝廷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宗族与保甲并列而成为向国家负责的一级地方社团组织，规定：城镇中“保、甲长管理一甲之事，族正为一族之纲，而两邻住居切近，更当休戚相关，互相稽查”。如有“纠众持械互斗者，该保、族、邻即预防阻止，如劝阻不从，即赴地方官报明，免其连坐”。同时，朝廷还授予族长有处理本族中承嗣权、教化权、经济裁处权、治安查举权等权利，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宗族作为辅助地方政权、维持地方秩序的一级非官方组织，与保甲并行，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何一鸣《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的考察》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代宗族关系的特点，并简述宗族组织的发展历程。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中国古代宗族组织发展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