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史官以先代业绩教育贵族子弟。春秋时期，孔子首创私学，他整理修订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古代典籍作为教科书，他修订《春秋》的宗旨乃为“正名分，使乱臣贼子惧”。《易》中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汉武帝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讲学，成绩优异者可以做官。唐太宗下令编纂《五经正义》作为统一教材命天下传习。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中有一史、三史等。元初，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提出，学童八岁入学，先读经，继读史，再读文。康熙皇帝下令将自己钦定的《通鉴纲目》和《古文渊鉴》作为生员必读书目，颁行各省。

——摘编自谢增寿《我国古代的历史教育述论》

材料二   晚清时期癸卯学制(1904年)历史教育目标：“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暨中国百年以内大事。讲古今贤良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驰张，政治之改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详于大国而略于小国，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并示以今日西方东侵东方诸国之危局。凡教历史者，注意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摘编自《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

材料三

——摘编自《德国历史教学十五点规则》(1933年)

材料一   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中华民族古老的农业文明，也培育了传统的生态文明。相传，舜帝时就开始设立“虞”为管理环境系统中山林等自然资源的专职官员。先秦典籍《荀子·王制》主张“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汉初景帝诏“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唐朝时期，国家设置山林自然保护区，实施与物候等因素相关的环保禁令。宋真宗时期，知澧州刘仁霸以劝课农桑、提倡造林为内容编歌谣十首教民歌唱，以普及造林知识。元朝《大礼撒》规定，如失火导致草原被焚烧者，全家都会被处以死刑。明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多，相关的环境保护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摘编自张全明《宋代硬核环保措施及其核心价值》

材料二   清代后期，沙俄在修建中东铁路时，将自满洲里到绥芬河一千多公里长的铁路沿线两侧森林砍伐殆尽。日本紧接沙俄之后，侵入东北，从俄商手中夺过在大兴安岭的木材采伐权，一直延续到伪满洲国时期。近代东北，实行开放，鼓励移民实边。“移民日盛，而从事于采伐开垦者亦日增，森林形象已变坏”。另外“山火”、洪水等自然灾害也给森林资源带来一定的破坏。1942年，据伪满洲国林野经营大纲的资料推算，当时森林面积约3000万公顷，较之清代中期减少近三成。

清末以前辽河曾是东北地区航运命脉，但20世纪初以来，由于水土流失严重，河道淤积，逐渐失去了航运功能。东北的西部边缘在民国时就已经出现了沙漠化的倾向，直接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生态环境的破坏，使自然灾害频率也明显增加。以黑龙江而论，船行于树梢，屋沉于水底，因此则农村经济动摇矣。

——摘编自王广义《近代中国东北资源与环境问题述评》

材料一   西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九月地震，宣帝于十月下诏：“池籂(指皇室园林)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安帝时“连年水旱灾异”，朝廷“悉以公田赋与贫人”。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数郡国发生旱灾和蝗灾，“青州尤甚，民流亡……罢安定呼池苑(一处皇家马场)，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 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摘编自林兴龙《汉代社会救济问题研究》

材料二   唐代常平仓原为平抑粮价而设，玄宗后逐渐普及，但仅限于州府以上城市。宋初常平仓仅限于京师。宋真宗时，除福建以外，各路均设置了常平仓，且设置到县级城市，常平规制由此建立。 宋代常平仓最初以调节粮价为主，很快具有了救荒功能，也用为平时济贫之资。王安石变法期间又将常平法与青苗法结合起来，帮助农民度春荒。至此，形成了具备新功能的常平仓：“有曰借助赈贷者，以息赈济者也；有曰赈粜者，减价来谷以赈之也；有曰赈济者，直与以赈之也。”

——摘编自张文《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三   19 世纪80 年代，德国宰相俾斯麦开创了一个以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为根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模式，为现代社会保障打开了大门。其理论依据是德国历史学派和德国政策协会的“国家干预主义”，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社会政策协会主张实行“社会政策”，强调通过如社会保障、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以缓和阶级矛盾。在对日益壮大的工运采用镇压措施的情势下，从1883到1889 年三个保险法案依次发布，德国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很快被其他国家效仿。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社会保险制度被引入欧美其他国家，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摘编自张邦辉主编《社会保障》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探索建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1949-1955年，农村社会保障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临时社会救灾救济、社会优抚为主要内容，形成了以家庭为责任主体、政府适当扶持的模式。1956-1978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入正轨，逐渐转变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集体为责任主体，以家庭保障为辅，国家救助的保障模式。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衰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慢发展。21世纪以来，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随着2003年以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

——摘编自苏保忠《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

材料一   学田制度创立于北宋庆历年间。学田属于官田的一种，大多由朝廷划拨给州县学校和地方书院。学校用出租学田给佃户以收取地租的方式维持学计，地租主要是按季定额收缴粳米、糙米、菽麦等粮食作物，部分地方也采取折钱租的方式，如郓州学田“二千五百亩有奇，与民耕，岁输钱百万”，楚州学田年入七十万帛。学田的出租、收租、钱粮支付等，多由各学校自行办理，“一岁气廪……规划均制，不取于县官，而坐有余资”。学田制为学校的维持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宋代官办州县学校规模之大远超从前，北宋末年州县学校学生已达近十七万之众。

——整理自李清凌《学田制度：庆历改革的一项创举》等历史试题第5页（共6页）

材料二   晚清新式学堂的经费主要有整旧为新（将旧有教育机构的资产屋宇作为新式学堂的校产费用）官款拨给、民间捐助、学生缴费等几个来源。在大规模兴学伊始，整旧为新可以为教育提供较多的房产、资金支持，但可供改造的资源毕竟有限。金融形势的恶化、财政的超负荷运转，使清政府根本无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统治者对于新学又往往具有本能的抗拒，1867年关于京师同文馆开办算学馆的争论、1881年留美幼童的撤回，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恐惧心理和排斥态度。教育领域管理混乱、财务制度不明确，也使得学生和民间投资者对于高昂的学费心存疑虑，学生故意浪费粮食、挥霍无度，导致教育经费的严重浪费，清末仅由饮食引发的学潮就达21次之多。

——整理自金林祥，赵会可《晚清新式教育经费不足原因分析》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前，我国未提出过政府教育经费增长的要求。改革开放后，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明确提出伴随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占财政支出比例。据统计，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比例由1991年的2.81%上升至2016年的4.22%。

——摘编自王善迈《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改革与展望》

材料一   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广东，开始传教。然而，中国人对基督教这个舶来品最初是不感兴趣。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传教士学汉语、用汉姓、穿汉服，读儒家经典，顺应中国习俗，介绍中国人所陌生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吸引中国人。西学随之在中国传播开来。

——这编自用人员《川学东街对中川文化自信的冲击人儿儿们》

材料二   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法国伏尔泰《风俗论》（1756）中。以中国为矛攻击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大力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认为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建立在理性而不是神启基础上信仰自然的宗教。中国还成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为首的重农注意者阐发思想的参照来源。魁奈通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了解中国。他在1785年发表的《经济表》中将中国树立为欧洲重农典范和理想社会。在讨论中国君主制时，他说“我从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得出，中国体制建立在明智和稳固不变的规律基础上，虽然帝王发号施令，但是他行为检点。”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767）中，魁奈认为中国的专制不是建立在武断的奇思妙想上，而是遵照规律法则，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福祉与社会和谐。

——改编自黄丽娟《“中学西渐”——欧洲现代精神的中国借鉴》

材料一《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材料二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学进一步传入，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如林则徐和魏源，主张学习西方，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62年，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在北京设立，相继开设了英文、法文和俄文等馆，还增设了天文算学馆。接着，清政府又创办一些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这一时期，近代西方的工程技术、科学理论以及社会改革等内容，展现在国人面前。

——整理自普通高中教科书《选择性必修3·文化交流与传播》

材料三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作为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在培养科学建设人才，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国家的各项事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56年，国家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拉开了向科学进军的序幕。蒸蒸日上的建设热潮，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一大批在海外学习、工作的科学家为了报效祖国，放弃优裕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得到革故鼎新的进步与发展。

——摘编自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材料四2023年2月，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局与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宣布联合成立“破坏性科技突击小组”，以阻止向“对手国家”非法转让敏感技术，对与中国高科技企业开展合作的“美国人”进行执法，从而在超级计算和超大规模计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设备和材料、量子计算和生物科学等更大范围内进一步阻断美国科技人才与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合作。

——摘编自马萧萧《美国对华科技人才制裁评析》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历经北朝至宋元1000多年的不断开凿修建，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隋唐时期是莫高窟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石窟数量多达1000余个，保存下来的有200多个，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石窟装饰纹样既保留了北朝时期敦煌本地图案和一些西域纹样图案的特点，又吸收中原地区石窟、陵墓雕饰、丝织物上的纹样特征，还吸取了中亚地区的一些纹样风格。以花卉、禽兽等图案为代表，内容丰富，富于变化，色彩绚丽。

莫高窟现存西夏和元代的洞窟有85个。一些西夏中期的洞窟出现回鹘王的形象，可能与回鹘人有关。西夏石窟的图案装饰纹样受到北方辽政权的影响，也明显模仿宋代建筑彩画的纹样。西夏晚期和元代的洞窟，壁画和雕塑中都出现藏传佛教的内容。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和阗文、希伯来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随着岁月的流转，因长期受风沙等自然原因的影响，敦煌石窟正在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死亡”。鉴于此，让文物在数字档案中永生的构想被提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武汉大学研究团队、敦煌研究院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已有289个洞窟完成数字化摄影采集，140个洞穴进行了三维重建，敦煌石窟建立了全方位的数字档案，开发出根据图片自动生成高精度三维模型的云计算共享平台。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形态被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尘封的文物由此获得新生和永恒。

——摘编自关友惠《敦煌装饰图案》、高宇飞《人类敦煌：敦煌文化特色与形态》、胡珊《数字档案“让敦煌永生”》等

材料一   中世纪后期科学精神已经萌芽，学者们提倡从观察物象和实验物质下手，反对单单靠了几本古书，由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逻辑演绎发展一般归纳、并逐步确立了数学的表达形式……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大兴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所有事物相形见绌，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䀱格为一些插曲，它在改变整个物理世界图景和人类生活结构本身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惯常思想活动的特征。

——摘编自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现代科学的起源》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兴起了“科学救国”思潮。部分中国留美学生认识到科技对抵御侵略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创办科学社和《科学》杂志。 《科学》杂志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此时科学更多是以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形式而存在，涵盖着科学态度、科学信仰和科学方法……他们将启蒙建立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基础上，坚信科学会带来的技术、政治和经济变革乃至价值理念的革新。

——摘编自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结婚的男女双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论双方当事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利。中国古代家长对于子女结婚的包办，大多是从“传宗接代”的目的出发，而忽视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时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中的结婚程序繁多，自西周时期首创的“六礼”，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简化，但作为传统习俗仍一直延续下来。

—摘编自潘文波《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之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陈旧的婚姻观念总要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抛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化的号角，古老的中国拉开了婚姻观念变革的大篆。封建包办的婚姻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年轻人在选择婚姻时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自主权。爱情、自由、平等、尊重等信念被注入新的婚忘观念腐朽的、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目的的变化、婚姻媒介的变化、婚姻决定权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夫要关系的变化。

—摘编自王莹《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之梳理》

材料三 19世纪末，英国一些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受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资产阶级新贵族) 的需要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们获得了光聚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