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史称“农业革命”，成为英国成功“起飞”的要素。“光荣革命”后议会以立法形式推动圈地，使土地高度集中于贵族等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土地所有者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对土地进行改良，使用新工具和技术、引进新作物品种，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例如铁犁、收割机、脱粒机等农业工具和机械逐步推广，引进了马铃薯、甜菜、甘蓝、三叶草等作物，增强土地肥力，化解冬春季节牲畜饲料短缺的问题，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据统计，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谷物产量增幅达到11%，保障粮食的充足供应，还有部分谷物出口。羊毛产量从1695年的4000 万吨增长到1805年的9400万吨。大地产者、贵族还将土地的收益投入到运河的建设，开发矿山等经营活动中。小农无力进行这些改良，被逐渐驱逐出市场，慢慢的破产了，从而沦为农业工人或城镇劳工。
—摘编整理自钱乘旦《英国通史：第四卷转型时期》
材料二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本文以“信念—目标—情境—工具”这一路径来解读近代中国城乡关系演变。国家信念决定国家战略与发展目标，不同的情境和阶段性目标决定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不同发展阶段目标的转换、情境的变动以及工具的更替则归结为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演变如下图所示。
—摘编自张露《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调整策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 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实质，分析农业革命如何推动英国工业化发展。(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表格①、②内容进行完善，并对富国阶段的城乡关系进行说明。(说明需结合图中的各要素进行)
材料一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女人开始参与到绝大多数社会化分工中进行劳动，女性关于平等的觉醒成为必然。1791年，《女权宣言》发表，女性开始争取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此后伴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广大妇女开始找到真正的群众基础和理论武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纺织女工大罢工，随后成立了第一个纺织女工工会，不仅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还得到了全世界妇女运动的呼应。在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8年)，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克拉拉·蔡特金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指出，妇女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必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1910年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通过蔡特金的议案，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
材料二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标志着中国妇女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实施，开始在法律层面打破数千年来束缚在妇女身上的封建婚姻枷锁。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妇委在《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将“坚持抗战，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当前妇女运动的总方针。至1940年8月，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已吸收边区妇女总数的70%，参加的妇女人数增加至21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妇女在后方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广泛参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项工作当中。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和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明确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毛主席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很快席卷全国，并深刻影响了全球的妇女解放运动。
——上述材料均整理自潘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内涵精髓与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世界妇女运动持续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的特点。
材料一：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达到全盛阶段。公元574年，（北）周武帝诏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灭（北）齐后，周武帝又下令“现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括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1.凡成年男性未被褫夺法律行为能力，并执有任何依租簿而获得的土地或产业之产权，……其净年值除缴纳该项土地之一切租税及费用外，不少于十镑者，即有权参加选举其本区代表，参加下届国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一年登记作为选民，选举该城市或城镇选区之一名或数名国会代表，假如他在当年七月底之前十二个月中曾接受教区赈款或其他救济金，依照目前议会法之规定，他丧失了选举国会代表的资格。
——《1832年改革法》（英国1832年6月7日）
2.凡年满21岁制男子，目前不在因犯罪而坐牢之列者，都有选举权。秘密投票--以保障选民运动用其投票权力。国会议员不应有财产的资格限制--使各选区能够选出他们爱戴的人，不论贫富。
-----英国宪章运动中的《人民宪章》1837年
材料三：18世纪的奥地利仍是盛行农奴制度的农业国，这种落后状态又使奥地利受到新兴的普鲁士的凌辱。女皇特蕾西亚进行的改革，便是在这种状况下开始进行的。她于1751年颁布了普遍征税法，取消了各邦和领主们的收税权。根据以女皇名义发布的土地册，一切臣民都要按照财产和等级普遍纳税。此外还规定农民为领主服徭役的时间每周不得超过3天，并宣布在皇室领地上废除农奴制。为发展经济，政府开始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国家对新建工场免税10年，放宽必须加入行会的规定，还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废除了国内税卡。此外，国家还对进口工业品课以高关税，而对进口原料则降低关税。
——摘编自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
材料四：1981年，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倡议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倡导开展了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使亿万群众自觉参加以治理“脏、乱、差”为重点的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活动。在这过程中又有不断的发展，在“五讲四美”的基础上增加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三热爱”内容。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周武帝禁绝佛道的具体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其目的。(2)根据材料二，概括两份改革主张的最主要分歧，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人民宪章》提出这一主张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特蕾西亚女皇经济改革的影响。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的同时，法的意识、观念开始张扬，开始了对礼的突破。这一时期礼法关系、地位的消长、演变，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即是所谓的“礼法之争”。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儒法两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第一，是否公布成文法。春秋前期各国的成文法都未公之于众，这反映了儒家“临事制刑，不预设法”的法律主张与实践。针对于此，法家则主张：惟“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才能使“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因而积极推动成文法的公布。第二，是否依法办事。儒家认为只要统治者“帅以正，（民）孰敢不正”，礼可以实行，刑就有了保证。而法家针对道德治国论提出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社会治理主张，只是“刑无等级”说对君主并不适用。
——摘编自李学功《战国制度史》
材料二 源于周礼的“八辟丽邦法”发展至汉代，形成了“先请”制度。所谓“先请”是汉代法律赋予贵族官僚的一项特权，指有罪不能像一般人那样依法处置，拘审定罪前须先请示皇帝定夺。凡应先请而不予先请的，都以违法论之，一旦发现，当事人将受到严惩。先请在两汉时虽已经规定于法律之中，但仍属临时措置，而且“八议”也只是随着《周礼》之传播方才流行于社会，故其时“尚未以八议入律”。三国曹魏制订新律正式将“八议”列入律文，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类应议者享有各种减免罪刑的特权。
——摘编自薛菁《魏晋南北朝刑法体制研究》
材料三 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礼教派”与“法理派”围绕新式法典的修订产生了“礼法之争”，双方为驳倒对方并贯彻己方的主张，精心研习法律，著书立说，使法律思想的研究和相关机构的兴办一片繁荣。新律吸收资产阶级法律形式建立起近代法律体系，引进资产阶级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删减了旧律中落后与野蛮的内容。同时新律也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礼教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使礼教在新律中得以体现。新律虽然在清末多未能实行，但有些内容在民国时期被作为立法根据或蓝本，甚至被直接沿用。
——摘编自张洪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1)根据材料一指出儒法两家的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的社会土壤如何催生出“礼法之争”。
(2)根据材料二概括这一时期法律变化的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清末的“礼法之争”。
材料一 我国当铺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只是那时还处在萌芽时期。典当业到了宋代，由唐代的专营与兼营并立，逐渐向专营发展、正式成为了一种行业。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写道：“杭城风俗……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质库（当铺）掌事，襄巾着皂衫角带。”《澹庵集》中记录到：四川僧人宝觉图迟大师在修葺寺院后，“又以钱二十万为所谓长生钱”……由此可见，在宋代官办和民办当铺已经颇为发达的情况下，寺院的当铺经营活动也十分活跃。在宋代，能到当铺进行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外，有时甚至包括奴婢、牛马等，劳动人民也以生活用品作抵押，并出现以谷物抵押换钱的“谷典”。
——摘编自《中国古代金融与商业》
材料二 清代出现以各级军政衙门或贵族官僚出资开设的“官当”，仅从《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所见，大学士和珅一人就置有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山东泰州府平民刘虞吉具状控告前学政、时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宫梦仁，讼词称：“恶总辖山东学政，……于泰州坡子坊自开天成典铺一座。当身杪板一副、杪板四块，价值五百七十两，止当本银十六两，票写四分行息。及完本利取赎，又不发原物交代，违禁取利。”
——摘编自曲彦斌《中国典当史话》
材料三 北京典当业，乃旧式商店之典型，为各业冠，惟自逊清末叶迄今，典当业日趋衰落……按光绪庚子以前，统计北京当业共210余家，迨民国元年壬子兵变以后，则一落为170余家，……目下全市仅存有87家……考其衰落原因，可分为数端……光绪二十三年，户部以当商取利较厚，税额犹轻，因奏准自是年起，每年当税每家自五两增至五十两。迨民国三年，财政部以典当为大宗营业，又有厘订当税，加重征收之举、较昔加倍。……北京典当，率以十八个月为满期，盖当物在未满期以前，典当又不能自由处分也……典当期满，货物积压至5、6月，向来值在数千元者，今值数百元而已。……故时至今日，典当业实有从速改善之必要，
——摘编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北京典当业之概况》（1940年7月）
材料四 总而言之，任何时代，只要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经济的发展便离不开一定的金融支持。作为高利贷资本活动形态之一的典当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挥它的作用的，因而它为生产、流通、生活所必需，能够稳定地发展。其经济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即表现在这里。
——摘编《中国典当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代典当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代“官当”的危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典当业为何衰落。
(4)综上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典当业具有怎样的意义。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礼俗传统的影响和规制下，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息讼思想。针对当地常见的土地归属类、户婚财产类以及墓地侵占类等纠纷矛盾，徽州宗族秉承息讼观念，主张一方面通过家规、宗规等民间规约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活动，形塑其礼让精神，使其行为能够符合礼俗传统，藉此预防纠纷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或宗族与宗族之间出现争执时，矛盾双方应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根据当地的习惯法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问题。
——摘编自郭敬东《明清徽州乡村息讼观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对外交流不便，民众长期生活在宗族社会，接受宗族的教化，如“绩邑士人，除应试外，足不出里。农工、妇女亦终岁家居，不知乡里外有何世界”。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教化和“忠臣顺民”思想的灌输，是晚清之前宗族能够有效控制民众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一些学生出外学习和报纸的传入，外部新的思想和观念传入到了徽州地区，徼州民众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近今新学发明，士人亦幡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闻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求新智识者。”
——摘编自王灿《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材料三 宗族观念有其正向功能，维持家庭和睦与家族和谐，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但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宗族观念本质上是狭隘的、封建落后的，掩盖了宗族内的尊卑等级，更掩盖了阶级的身份。宗族观念引发的宗族械斗，导致农民之间内耗而削弱农民阶级的团结。中共追求劳苦大众的解放，必须克服底层人民这种互相伤害的狭隘性。开展土地革命的前提是唤醒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宗族经济基础及组织权力的改造能直接看到成果，而存于人内心深处的宗族观念改造效果却难以衡量。
——摘编自郭为桂、钱珠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对地方宗族势力的改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息讼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减强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指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宗族观念的局限性。
材料一 《管子》一书大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具有丰富的粮食储备调节思想。它提出“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为了尽可能地稳定粮食价格，保障粮食供给，国家必须适时进行粮食购销活动，“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主张进行“逆向调节”，即“以重射轻，以贱泄平（贵）”，当粮价下跌时，国家以高价收购，当粮价上涨时，国家以低价抛售储备粮，以此维持粮食市场价格稳定。还提出了分级储备制度，倡导储备与国力相适应的粮食，“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管子》粮食储备调节思想成为历代调控粮食市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理论来源和依据，一直为后世所继承。
——摘编自刘甲朋《＜管子＞粮食储备调节思想探析》
材料二 明清农业的突出进步，首先表现在产量的增加，可以大体满足人口急剧增长的需要。康熙以与民休息为执政原则，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对于垦荒者给予更多优遇。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使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蠲免的种类有免征荒地田赋、灾荒蠲免、普免钱粮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二十六年（1687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田赋普免一周。五十年（1711年），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国垦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5亿5千万亩增加到康熙末年的8亿亩以上，农耕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管子》粮食储备调节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回答康熙时期是如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
材料一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汤沐邑：受封者收取赋税的私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至孝文时，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及徒复作（复作：在官府服役的女犯人），得输粟县官以除罪。
——摘编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宋代建立了国家和商人共利分利的双赢机制，如马端临所说“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这个基本机制使得商品经济领域中的财富增长可以转化为国家财政。宋代被纳入专卖管理的商品种类更多，且在管理上逐步向间接专卖制度转变，确立了在这些大宗商品的专卖领域中官商的共利和分利机制。相对于直接专卖，这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实现了国家和商人利益的共赢。同时工商业成为为国生财的重要领域，工商课税逐步赶上并超过两税收入，而且工商业收入主要以现钱、轻资为主，政府掌握的专卖商品又是市场的大宗商品，因而工商业收入不仅在比重上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而且在财政调度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给宋代财政运行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财政史》
材料三 “厘金”和海关税收的扩大是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的，由此增多的税收收入对延长清政府统治的寿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状态不属于中央政府对财政基础的再建，也不是财政基础确立的保证条件，具有土地税的附加税性质的各种课征的膨胀，实质上是增大了地方巡抚所掌握的财源。由于过去的法定诸税种的比重的降低，要实现中央政府财政政策意志的难度增大了。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外省的财政报告之类不再上报户部。因此，从1864年起，户部只能通过每年给各省的督抚及海关指派一定定额的京饷来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另外，对于各省间的协饷，户部也以同样的方法来加以分配。但是，这种分配并不是按照实际的收支状况来进行的，因而地方上会寻找各种理由来敷衍上面下达的派款指令或减额上缴。
——摘编自【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汉前期的重要财经举措。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双赢机制”的建立途径，并简述其效果。
(3)根据材料三概括晚清财政状况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票号，又称票庄。 因票号资本多属于山西，所以统称曰山西票号。票号的产生是由于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矛盾需要解决，所以早期的票号主要由商店转化而来。山西票号的规模，在银行出现前，无疑地是首屈一指。不仅国内各大都会都有设立分号，就连外国也有它的据点。票号之用人，均以山西原籍为多。号中职务之分配，伙友之进退，营业之伸缩，一切用人行政，俱惟大掌柜之命是听。
——摘编自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材料二:甲午战争后，我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推动了近代银行的设立。19世纪末，外国洋行已达933家。外国侵略者在洋行、银行中豢养了大批买办。这些买办收受回佣，巧取豪夺，发了大财。同时，封建官僚通过办洋务、办外交等，从中捞取大量财富，这些积累逐渐集中到沿海口岸。……财政方面，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屈膝投降，突然增加的巨额赔款负担，使得财政矛盾突出。同时为了维持清朝统治集团开办的军事工业，也需要巨额周转资本，而原有的钱庄、票号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需要了。
——摘编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
材料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的盛宣怀具体提出了设立“商办银行”的主张，他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标志着华资新式银行业的产生。中国通商银行的酝酿筹设以及初期运作，成为尔后中国出现新式银行业和相应制度构建的先声。……1900年， 北京分行被八国联军焚毁， 业务随之萎缩。 民国时期被四大家族控制， 受总体经济环境和战争影响， 19世纪40年代，通商银行已经有名无实。
——摘编自王健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山西票号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分析推动中国近代银行产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对通商银行进行评价。
(4)结合以上三则材料，谈谈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金朝初年，女真统治者为了招揽人才，承袭辽宋之制，于1123年始设科举。1127年灭北宋后， 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称“南北选”。辽人试词赋， 两河人试经义。1138年， 南北人均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到海陵王时，并南北选为一， 实行南北通选，仅设词赋科。金朝科举，初分乡、府、省三试， 即由乡至府， 由府至省。1150年正式实行殿试。章宗时，取消乡试，成为府、省、殿三级考试。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材料二:据《清史稿》和《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清朝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在科考时给予少数民族考生特别照顾。除国子监在学的士族生员外，每三年特批25名学额让云南土官族属及一般士人参加考试，考中者报经礼部核查后即视为生员。此外，还采取增加录取名额的方式，雍正六年(1728年)，清世宗谕礼部曰： “今滇、黔、楚、粤等省苗民向化.新增土司入学额数，为学宦者尤宜加意禁饬，毋使不肖士子冒籍贯，阻土民读书上进之路。”道光、同治年间，湖南乾州厅苗族中举2人，嘉庆至同治年间永绥厅苗族中举19人。
——摘编自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材料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江总督周馥等有实力的督抚大员联衔会奏，他们认为“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 人才非急切可求，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他们的结论是“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 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废科举始”。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朝廷只得下令“著即自丙午(1906年) 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 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 均著照所请办理”。至此，科举制度终于废除。
——摘编自郑天挺、南炳文编《清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金朝前中期科举制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采取“特别照顾”政策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政府废除科举制的实质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