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荀子时代，面对“礼崩乐坏”，各种治世思想激烈交锋碰撞。但无论是“仁政”还是“法治”都没有适应时代需求，挽救岌岌可危的周王朝。荀子批判地吸收儒、法两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治，其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治理更为实用有效。荀子主张“义”是礼法的核心，强调用“义”节制人心，强化礼法对人们思想的约束，以达到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有序的目标。
——摘编自管峰《荀子礼法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贾谊是汉文帝时才华横溢的儒生、荀子后学的重要代表。他力主“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但“好刑名之学”的文帝并没采纳。他没有放弃，认为文帝应“始治天下”，废除承秦而来“法治”政策，“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但由于朝廷大臣多数反对，文帝“谦让未遑”，这些主张大多被束之高阁。
——摘编自吕亚丽《浅析西汉儒学的发展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荀子治国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贾谊的主张被束之高阁的原因。
材料一 唐代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以陆路交通为主，但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迅速。唐朝政府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海外商船到达广州后，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港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
——摘编自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材料二 自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创设榷易署以来，政府第一年即收入三十万缗，不久更增加到五十万缗。绍兴末年，广州、泉州市舶司由“抽买”所得利益每年达二百万缗。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
——摘编自何崇恩《宋代外贸小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政府对阿拉伯商人实行的政策。(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发展对外贸易的共同影响。
材料 “考课”是中国古代国家依照相关的法令和行政规则，在一定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考课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天子巡狩，诸侯朝觐，方伯行国，诸侯行邑。据《尚书·尧典》记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汉代规定，中央对郡国、郡国对属县进行逐级考课。据《汉书》记载，尹翁归担任太守时，他提拔官员 “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由主考官提出各种问题，被考人必须以政绩实情回答。 实行考课公开，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徇私舞弊行为的发生，使考核更准确。历代的考课制度虽然各具特色，但在考课的标准、办法、程序和赏罚等级方面，基本上都做到了制度化、法律化……
——摘编自粟时勇、李向前等编著《古代官员考课制度史话》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考课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步步推进，上海转变为世界的“东方巴黎”，成为中国最为现代化的都市，英文modern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摩登。城市化伴随着上海的国际化、商业化、现代化，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的象征。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上海的城市化也同样表现为人口集中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早期的城市化更多是在外力推动下，以商业化为主要动力。在经济因素推动的人口聚集过程中，商业贸易成为其中更重要、更突出的一大环节。随商业贸易而移民上海的商人成为上海都市移民中重要的一部分。
——摘编自艾萍《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城市出现了不同于乡村的变化，形成了城乡分离的趋势。近代城市从物质外观到文化样式上都呈现出了迥异于传统乡村的新局面。然而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中国近代城市的变迁不仅有着明显的不同步性，而且也因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
——摘编自翟志宏《论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和价值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上海城市化的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推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材料一 “汉兴……高祖以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时期，有“田租减半”之诏，景帝时（前155年）复“三十税一”制。东汉时，刘秀曾实行“什一之税”，不久又恢复“三十税一”旧制。汉初规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20钱；15岁至56岁，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钱，谓之“一算”。据《三国志·魏志·武帝记》记载，曹魏“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摘编自王文东《浅析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发展演变》
材料二 秦汉至明清各朝赋役制度屡有更改变化，考察时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①赋与役分和合及其程度；②赋与役各自所占的比重；③赋役征派的主要依据或标准；④赋役的课征形态。若从这四方面纵观我国封建赋役制度的演变过程，唐代废租庸调制而实行两税法，是一个转折性变化，一个区分阶段性的标志。
——摘编自林正根《隋唐至明清土地、赋役与农民起义问题》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与曹魏赋税制度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税法是“一个转折性变化，一个区分阶段性的标志”的理由。
(3)根据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变革和演变对当今社会税制变革的启示。
材料 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张伯苓，不仅是教育家，也是体育家。在他创办的学校里，体育真正摆在与智育、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幼年体质孱弱，在进入北洋水师学堂后，就格外重视这所军事院校开设的体育课程，通过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改善了自己的体质，使他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各门知识的学习中。近代中国是落后的，这种落后也体现在体育上，张伯苓提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同时张伯苓还认为“研究问题，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一个人的人格形成标志首先体现在身体逐渐摆脱对他人的依赖上，只有在身体上自立才能进一步实现行动自立、经济自立和精神自立，而身体上的自立是通过体育锻炼来实现的。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张伯苓力倡“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的思想。
——摘编自王彦力《张伯苓；中国注重体育第一人》
(1)根据材料，概括影响张伯苓力倡体育教育思想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伯苓体育教育思想的作用。
材料一 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青铜礼乐重器。两周时期，礼乐制度发达，钟文化也蔚为大观，曾侯乙编钟正是这种礼乐文化集大成的产物。编钟的铸制集中反映了范铸技术的新水平。全套编钟共65件，钟架长7.48米、高2.65米，钟体总重量达2500多公斤，是名副其实的编钟之王。编钟及钟架、钟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音律学专著。对编钟的研究，印证了七声音阶、十二律、十二个半音体系、一钟双音、和声概念在中国先秦的存在。同时，这些文字也是楚系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书法总体偏于美术化，是南方花体篆书的典型。
——摘编自刘玉堂、张硕《文化史视野下的曾侯乙编钟》
材料二 在唐宋时期。家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重视，出现了家训的范式，并且在方法上、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相对系统的家法和族规，从而家训开始以一种系统化的形态出现。同时儒学的重新整合和复兴，为唐宋时期家训的理论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新儒学的出现，使唐宋家训开始理论化，从而为唐宋家训由上而下的系统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摘编自陈志勇《唐宋家训发展演变模式探析》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将鸦片战争以来国人追求思想解放的潮流提升到了“对传统求解放”这样更加自觉和深刻的层面上来。同时，长期积累的盲从西方的非理性倾向也被放大了。“对西方求解放”这一新的诉求的提出，不仅是欧战后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所致，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身的可贵超越。
——摘自郑师渠《完整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
(1)根据材料一、概括曾侯乙编钟所体现的中华文化元素。结合所学，指出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并简述该时期青铜铸造业发展概况。
(2)根据材料二、简要指出唐宋时期家训呈现的新特征。结合所学，分析“新儒学”对宋朝基层教化所起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分别指出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求解放”和“对西方求解放”的主要表现，并分析新文化运动实现“可贵超越”的原因。
材料 1750—1900年，英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强国，无论是在领土层面还是经济层面。经济转型体现在工业、贸易、金融、运输和农业等方面。相比其他国家，英国经济不仅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优势。铁路的发展，使得许多人有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频率出行。在短篇小说《呆堡镇》中，狄更斯将火车视为纯真丧失的理由，但同时也把它看作新经验的来源。
| 短篇小说《呆堡镇》（节选） 我们这些来自小地方的人，大部分都来自“呆堡镇”……火车站已经把运动场吞掉了。它消失了。那两棵漂亮的山楂树、树篱、草皮，还有所有毛茛和雏菊，都已经让位给了最冷冰冰的石子路……之前载我离开的那辆公共马车，名字好听极了，叫“蒂姆普森的蓝眼少女”，因为它的主人是上街公共马车行的蒂姆普森先生；现在带我回来的这台机车，大名“97号”，好不严肃。它属于“东南铁”（东南铁路公司），只会一个劲儿地往伤痕累累的路面上吐煤灰和沸水。 |
——摘编自【英】杰里米·布莱克《大英帝国3000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在1750—1900年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强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1750—1900年英国铁路的快速发展。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建立起统一的币制，为黄金、布（帛）、铜钱（半两）上中下三等。这种币制至迟在战国晚期已是如此了。汉承秦制，黄金、钱币、布帛的流通都得到政府的认可和保护。唐代的法定货币，亦钱帛兼行。后期钱重物轻，银币出现。北宋以铜钱为主，兼行铁钱、纸币、白银等货币；南宋“钱会中半”，纸币大范围地流通。元以行钞为主，也曾铸币，且禁止金银民间流通。明前期钱、银、钞三币并用，中期宝钞渐出，白银成为正式货币。清以银为主，钱为辅，银钱兼行。
——摘编自姚遂《中国金融史》
材料二 下表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国际货币制度发展演变
| 次序 | 阶段 | 制度 |
| 1 | 1880—1914年 | 国际金本位制 |
| 2 | 1918—1939年 | 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是松散的，局部的。 |
| 3 | 1944—1972年 | 金汇兑本位制度，核心是黄金—美元本位。 |
| 4 | 1973年后 | 浮动汇率制 |
——整理自贲喜超《国际金融制度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币制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世界近现代史知识，围绕“国际货币制度”提炼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与材料相关，写明论题，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若不论其他而只从内部看，中国史是反复实现、重新政治统一的一长串奋斗过程。中国本土的复杂地形、多样的文化和语言，以及持续变化的汉人族群，使维持国家统一并不是一件简单、自然的事情。
——摘编自【美】贺凯《帝制时代的中国》
材料二 《新唐书》说，“唐之官制”“大抵皆沿隋故”。中枢官制，设尚书省，有尚书令一人，“掌典领百官”“共议国政”；尚书省有左右仆射各一人，掌统理六官；令、仆之下，设六尚书：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设门下省，“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颛判省事”“凡官爵废置、刑政损益，皆授之于记事之官。既书于策，则监其记注焉。凡文武职事六品已下，所司进拟，则量其阶资，校其才用，以审定之。若拟职不当，随其优屈，退而量焉”。设中书省，“掌军国之政令”“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设秘书省，掌管统籍图书之事。设殿中省，教管皇帝衣服、用品及日常生活等事。设内侍省，均以宦者为之，掌官内侍奉及宣达制令。以上六省，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为最重要。三省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以加强封建政权。
——摘编自臧云浦、朱崇业、王云度《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史上实现“重新政治统一”的封建王朝。(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唐代中央行政中枢的运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