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甘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四川甘薯种植的特点，并指出建国后又有何发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甘薯在四川的种植为例，说明农作物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就已全面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中医学五大核心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形神学说和天人学说，均肇始于此书。西方近代医学在整体系统思维方面远不及中国，中国医学不仅认为健康需要身、心、社会三者的统一、还特别强调天人之际即机体与整个宇宙大系统之间的和谐。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学在诊断学和内、外、妇、儿、针灸等各临床学科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提出“四诊”“六经辩证”“八纲辩证”等原则和方法，阐述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八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对中国16世纪以前的本草之学的集大成著作。全书52卷，记载药物1892种，附图1162幅，载有药方11096个。李时珍在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分类的基础上，依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分为62类。而且每药首标正名为“纲”，附释为“目”，此后依集解、释疑、正误、气味、主治、附方为序，次第展开。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的一部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在海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证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
——摘编自王锦贵主编《中国文化史简编》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医学的特点，概括指出中医学与中药学的主要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本草纲目》对中国传统中药学的意义。
材料一 在尼罗河两岸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出于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性功能的考虑，对外封闭，对内开敞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中心。古埃及民居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上下埃及筑造材料有所差异，下埃及主要以木材为墙基，上埃及多用卵石为墙基。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李伟《中西方传统建筑的民居文化比较》
材料二 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带有列柱围廊的中庭是民居的核心， 中庭左右是小房间和陈放家史、祖先塑像的凹室，与入口相对的是正屋。相较于古埃及，古罗马人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微弱，各项设计直接和居民的财富挂钩，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摘编自李伟《中西方传统建筑的民居文化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比较古埃及与古罗马民居文化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古埃及与古罗马民居文化的共同因素。
材料一 与基督教诋毁非洲历史、亵渎黑人尊严不同，伊斯兰教最大限度地维系了非洲习俗和制度完整性，其倡导止恶行善、施舍济贫、和平安宁及平等观念，为非洲人提供了莫大的心灵安慰，使伊斯兰教在非洲得以迅速传播。在前殖民时期，非洲已经形成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传统宗教三足鼎立的宗教格局。近代以来，交通的发达使得穆斯林人员深入到过去所不能到达的地方。随着贸易商路由纵贯撒哈拉沙漠改为沿着西非沿海，穆斯林人数开始增长。殖民者除了利用基督教徒作为殖民扩张的引导外，还启用大量的穆斯林教徒作为向导、代理人与办事员。
——摘编自A．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00—1935 年）》
材料二 在非洲，各个殖民宗主国及殖民地当局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不一，而且同一殖民地当局在不同时期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也不尽相同。英国一直坚持与穆斯林合作的态度，法国起先打压伊斯兰教，而将基督教文明的“好处”带给他们的属民。但随着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展，打压方式已不能运用到整个法属区，法殖民当局倾向于采取拉拢、合作的态度。由于西方殖民化进程的迅猛和伊斯兰教本身的封闭状态，穆斯林集团在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已处于守势，尽管他们开展了针对西方殖民者的马赫迪起义和哈马利雅运动，但结果以失败告终。后来虽然出现了改良主义运动，以抵御西方殖民对其信仰的挑战，但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微不足道。
——摘编自柴玲玲、周海金《论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伊斯兰教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伊斯兰教在西方殖民前后得以在非洲传播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宗教在非洲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构建了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包括“驰道”“直道”“五尺道”。史载秦始皇派徐福入海寻不死之药未返却去了日本。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西域可达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汉武帝还派司马相如奉命出使西南夷，开通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大理、保山进入缅甸、印度、孟加拉等国的通道。隋唐时，驿道不仅遍布国内，还有通往日本、西域、南亚各国的国道7条。明朝贵州女土司奢香夫人修通了从云贵到四川的山路。政府修通雅州到乌斯藏的驿道，使西藏与内地的往来更加方便。清康熙帝增修了东北的驿道，瑷珲、雅克萨等地行旅可通过吉林、盛京直达京师。
----摘编自陆文熙、陆铭宁《古代中国政府的交通建设与管理》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国家必须把全国范围内所征收的田赋加以转输，把最重要的物资——粮食、运向作为统治中心的京师，漕运应运而生。唐代，裴耀卿出任江淮都转运使，采取沿岸置仓，节级取便的转般法，克服了直运“旷年长运”所带来的耗时长、效率低、运费损耗严重的弊端。继裴耀卿后的刘晏漕运改革，以雇佣劳动代替强制征发丁夫，有效提高了漕运效率。宋元开始使用商船运粮，海上航线的开辟使漕运方式更加多元化。明代，“河运”和“海运”思想的争辩成为漕运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主张海运论者意识到借助商业资本的力量可以消除漕运弊端。在运输漕粮的同时，明朝政府积极探讨田赋改征钱银的办法，并进行了有益的实践。
——摘编自嵇建琴《中国古代漕运思想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交通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漕运思想演变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随着中古罗马天主教会与日耳曼民族统治阶级相结合，早期基督教会的教义已不能适应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实际情况，其中私有财产权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首先，就教会本身而言，进入中世纪以后不仅受到了新的统治阶级以及社会上层的青睐，而且还受到了来自君主以及贵族馈赠。其次，公元10世纪商业的复兴打破了西欧封建社会一元化的经济结构，随着商业贸易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私有财产。
——摘编自刘微等《中古罗马天主教会经济伦理的嬗变》
材料二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了众多的现代民族国家，并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诞生。导致西欧社会结构分化裂变与凤凰涅槃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其自身结构的特点更是不容忽视的。西欧封建社会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多重性特征，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正是这种多重性结构发展演变的客观要求。
——摘编自查振华等《西欧封建社会结构的多重性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古罗马天主教会经济伦理嬗变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世纪西欧孕育出民族国家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经济发展便已有了区域性的萌芽。地处温湿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地处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东北北部、蒙古、新疆等地，经济以狩猎和采集为主。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因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开发得较早，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游牧民族处在沙漠草原地带，传统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不太从事种植业生产，因而对农业民族的依赖性很大；同时，内地人民也需要肉食和皮毛，必须仰仗于牧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夫山西饶材、竹……山东多鱼、盐……江南出楠、梓……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摘编自赵庆伟《我国古代民族经济的区域性发展与互补》
材料二 自东汉末年以来，北方一直战乱频繁。期间有中原汉族的自相残杀，更有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入侵，如五胡内迁、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把整个北方搅的鸡犬不宁。而南方则相对安定，战乱很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方战乱南方安定，促使大量中原人口被迫或自愿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开发。南方开发少，水资源丰富，相对于较冷的北方，南方气温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业的长足发展为南方手工业的兴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袁振宇《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至西汉中国古代经济分布的特点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至唐朝我国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民本思想滥觞于殷商至西周。当时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从桀、纣的亡国及现实的斗争中，初步看到了民的力量，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和“敬德保民”，开始重视民的力量。但这时只能说是民本思想的萌芽时期。到了春秋时期，民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显示，思想家们认识到了民对君的制约性，“民实瘦矣，君安得肥？”，并进而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这标志着民本思想有了较大发展。孟子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之大成，提出了“民贵君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和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标志着民本思想的成熟。
——摘编自游唤民《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论》
材料二 黄宗羲以托古的方式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民为主，君为客”。在他看来，君主统治的目的是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而不是相反。在他的思想中，君主的地位开始动摇，世袭君主并不是天经地义应该做统治者的，如果君主不为人民谋福利，其权力就不再具有合法性。他不仅反对暴君专制，还认为君主与百官之间应该“平权共治”，驳斥了儒家传统所推崇的君臣父子关系。虽然君与臣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是相等的，但是君与臣之间职责是相同的，因而在身份上是平等的。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民”所处的地位是一种被拖着往前走的、被照顾的、被教养的地位，而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当家作主的地位。
——摘编自李石《论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理论的区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演变及发展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先秦相比，黄宗羲对民本思想的发展与局限。
材料 20世纪30年代，美国并未感到日本的威胁。美国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扩大对日贸易。美国的军火商为发战争财，支持日本侵华行为。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总统胡佛曾表示，“应该发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则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所谓“道义封锁”对日本基本起不到作用。日本的重要战略物资铁砂、铅、锡、锰等几乎完全依靠从英、美、荷进口。1937年美国向日本出售价值248.4万美元的飞机，1938年为1745.4万美元。1932年美国对华出口是5600万美元，对日出口是13500万美元。1940年，美国对华出口是7800万美元，而对日出口却达22700万美元。美国的远东政策宁愿违背自己的“原则”和“理想”，也要怂恿日本与苏联和中国为敌。美国的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外交政策很快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炮火硝烟中灰飞烟灭。
——摘编自王屏《日本的侵华野心与美英对日绥靖政策》
(1)根据材料，概括美国参战前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美国绥靖政策的主要表现及产生的影响。
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武汉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在近现代发展中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武汉和杜伊斯堡结为友好城市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