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后期已有士大夫开设书院对学徒讲学。唐末和五代期间，连年战乱，官学大为凋敝，更是为宋代书院的大发展了提供了机遇。宋代书院一般由民间投资设立，独立于官学系统以外，是理学大师们著书立说，培养人才，进行社会教化的基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和应天书院。书院的教学内容以理学为主，而且十分强调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与行为规范培养，要求学生“三省吾身”。书院的教学方式比起传统官学有所创新，鼓励学术自由，提倡师生互相交流。

——摘编自陈金肃《宋代书院教学管理制度探微》

材料二   1898年7月，光绪皇帝下诏建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化国立大学，成立之初既是国家最高学府，也担任全国教育的行政管理职能。学校一改“中体西用”的旧思想，秉持“兼容并包，中西并用”之理念。 儒学经典不再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而是开国内风气之先，引入西方近代学科，分科教学以培养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到20世纪初，学校已开设师范馆、译学馆、医学馆、仕学馆，后又细化为文科、商科、工程科、法政科等学科。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的主体改名为北京大学。

——摘编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

材料一   近代以来中国铁路由于受借款合同的束缚，大多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不同程度的控制影响下经营的，“英资创办之沪杭甬、京沪及北宁三路与津浦南段一部，一切制度，悉以英制为依归；而法款之平汉、陇海、正太皆以法制为标准；胶济与津浦北段悉以德制为循规”。中国铁路从开始就采取分线设局的管理体制，不论路线之长短，运输之繁简，各路均设管理局，各路局往往各行其是，造成路政管理权分散，运输效率低下。因负责运输制度缺失，我国铁路营运往往通过行政化手段开展业务，铁路员工官僚习气严重，在货商与铁路之间没有建立起一种良好的运输业务关系，存在着明显的隔阂。

——摘编自李强《路政统一视野下的近代铁路负责运输制度及其绩效》

材料二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铁道部，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次设置适应铁路专·业化网络化需要的、实施集中统一指挥的铁路行业专门管理机构。1932年3月，顾孟余出任铁道部部长，决心推行铁路负责运输制。 为全面施行负责运输制，铁道部在部内成立负责货物运输委员会，短期内制订各种章则 10种，遴派货运负责人员，针对负责运输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办理手续进行培训……在负责运输制度顺利实施的同时，铁道部开始谋求进一步的路政统一，饬令各路与招商局办理水陆负责联运，并与各公路也办理负责联运。 从当时的货物联运收入来看，1932年11月至1933年6月，期间除了2月份，货运进款减少外，其他月份进款一直保持增长。 随着国民党统治趋于统一和稳定，整顿路政工作明显有起色，实现了路政管理的统一。

——摘编自李强《路政统一视野下的近代铁路负责运输制度及其绩效》

材料三   在1992年之前，关于铁路改革的探讨始终局限在计划经济体制范畴内进行，199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铁路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铁路运输更加紧张。 1993初，全国各地提出经审核的要车计划日均12万辆，而铁路只能满足实际需求的60%。 1994年1月，铁道部召开全路领导干部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市场取向，深化铁路改革……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铁路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即“铁路改革十三条”)，并于1994年4月22日上报国务院后下发全路。 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转化铁路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三是改革投资体制，多渠道筹集资金；四是大力发展多元化经营，优化配置铁路资源……。

——张雪永《扩张的动脉：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铁路》

材料一   早期的股份公司是今天跨国公司的雏形。这些新组织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均将他们的储蓄投入股份公司。于是，世界商业落入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以及荷兰和法国的西印度公司等股份公司手中。这些公司由国家给予铸币、拥有武器，同时还有对外宣战等特权。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美国垄断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积累了空前庞大的资本。二战后，随着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进一步加剧，垄断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1950年，美国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有700家，占公司总数的0.1%，其资产占全部公司资产总额的50.8%。到1968年，这样规模的大公司增加到2300家，占公司总数的0.2%，其资产竞占全部公司资产总额的63.9%。1960年，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有96家，到1971年就增加到289家，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特大公司有6家，到1970年增至15家，1971年又增至20家。

——摘编自任廷祚、王光振《战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原因的探索》

材料一   1936年不同经营面积的农户纯收入数据表（以四地177家农户为调查数据来源）

材料二   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土地制度，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当时，大、中、小型机械已经进入农户家，农户主要经营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也开始进入农户的经营领域。从1979年以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村人均占有土地状况大大改善；农户拥有先进机械的比例大大提高，传统生产工具占比不断降低。2009年至今，家庭经营性收入异军突起，进城务工收入有所减少，农户生产或经营方式都高度市场化。——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余勇亮《农户经营方式转型研究—三大历史时点的比较与不同区域的实证分析》

材料一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讲究功利，义利并重甚至重利轻义的思想使传统的义利观受到强烈冲击，以陈亮为首的功利主义者就公开宣称：“财者人之命，大凡致富之道，即世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宋代的拜金、享乐风严重侵蚀着人们的价值观，使当时的社会蕴含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在宋代，官吏经商不是个别现象，上自宰相，下及一般官员，都涉足商业活动。随着宋代商业的逐步发展，社会上各阶层竞相追逐商业利润，人们逐渐改变了以前把商业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在商品经济地冲击下，宋代人们的择偶观念逐渐打破了“门阀”等级的局限，配偶的经济状况已成为婚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摘编自涂耀军、张洪春《浅论宋代商业的兴盛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材料二   明代中叶以后，在商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士商之间几无清楚的界限可循。李维桢在《乡祭酒王公墓表》中记述陕西商人王本澄诫子孙之语说：“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到了清初，士商观念转变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归庄在为太湖洞庭山集士商于一身的严舜工所著《传砚斋记》中，表达了他对“士不如商”的看法。明清之际士商关系的转化，给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自此后，传统四民观开始发生严重动摇，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社会前景。

——摘编自高建立《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与商人伦理道德精神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