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耕读，即半耕半读。汉到唐时期，我国山林文化逐步形成与发展，再加上佛道两家的影响，不少士人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佛道两家的出世观，这样便把古已有之的“退处则为乡党自好”、“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赋予了一种新的超脱精神，走上了所谓隐逸或隐遁的道路，读书山林渐成风尚。宋代陆九渊在象山精舍率领弟子开山造田，聚粮筑室，相与讲习。还有一些士子把耕读结合作为实现自己改良社会理想的一种途径，如元代郑玉曾写过《耕读堂记》，很有代表性。“夫古之时，一夫受田百亩，无不耕之士，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无不学之人……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明代教育家吴与弼认为道德修养不勤奋不行，而勤奋的品格，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否则，难以达到先哲的境界。半耕半读体现了中国古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耕读结合的现象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
——摘编自胡青《耕读——中国古代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材料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西方迎来了工业革命与大机器生产的时代，西方劳动教育也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英国、法国、德国等早期义务教育法、工厂法中有关于对人民大众的弟子必须一边学习，一边劳动的法律规定；而对资产阶级弟子而言，还包含强健身体、焕发心智等方面的规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主张儿童的劳动与学校、学习，技术相结合，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欧文非常重视劳动教育对学生品德、个性发展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劳动教育的育人意义。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谋生的手段、职业的要求、甚至现代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论述劳动教育的作用。这一时期，欧美国家的学校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劳动教育。
——摘编自徐辉《从生产性到育人性：西方劳动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视耕读结合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西方劳动教育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欧民众毫无民族情感可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出德文《圣经》等方式，使作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指出梁启超和孙中山对民族国家的设想，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兴起的历史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民族国家观念在当今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夏桀、商纣暴行逆施，残害百姓，人们总结历史教训，重视民众、厚养民众、保民而王的思想逐渐萌芽。孔子编纂整理过的《尚书》中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世君主和士大夫阶层继承并发展了民本思想。唐太宗以此为治国之准则，并且鲜明地提出“三镜论”；范仲淹阐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乃是对孟子与民同乐思想的升华。
——摘编自唐晓英《孟子民本思想的哲学透析》
材料二：孙中山的民本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民本思想，是出于对民的同情，带有浓厚阶级感情色彩：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本思想，则有着鲜明的政治意义；晚年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他一生中在政治上的伟大转变，完成了对民认识上的思想飞跃。
——摘编自肖飞《孙中山民本思想探析》
材料三：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必须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摘自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价值内涵和后世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孙中山的民本思想完成“飞跃”的历史条件。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古代君主和士大夫、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对“民”的认识。
材料一 下南洋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一直到明清时期才越走越宽，呈现大规模的迁徙潮。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的一部分会移居海外。“闵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因此凭借着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特别是闽广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有资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此时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出现了马来西亚联邦给予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等优惠措施以吸引华工的现象。“下南洋”的华人与华侨或工或商，胼手胝足，打下了华人的一片天地。
——摘编自高荣伟《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材料二 19世纪，欧洲农业在机械化的普及下，农业人口迅速减少，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又使得越来越多的雇工丧失生计；工业领域中，伴随着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英国宪章运动的接续发生，许多工人逐渐感到失望与厌倦。为了缓和人口激增等矛盾，诸国政府也纷纷废除了限制移民的规章，因此人口外流趋势加强。而同时期的美国，农业上大量国土有待开发，加之工业革命席卷各个产业，大型工厂纷纷建立，使得美国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大大增加。1863年，国会通过了《鼓励移民法》，林肯总统和国务卿等也发声呼吁美国驻欧洲官员宣传美国的高工资，以此吸引欧洲的科研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
——摘编自王喆《19世纪西欧人口赴美移民的历史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下南洋”现象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西欧赴美移民的原因，并综合以上材料指出19世纪西欧赴美移民与鸦片战争后华人“下南洋”的不同点。
材料一
| 朝代 | 南方 | 北方 | ||
| 人口（户） | 占全国户口比例 | 人口（户） | 占全国户口比例 | |
| 西汉 | 2470685 | 19.8% | 9985785 | 80.2% |
| 唐朝 | 3920415 | 43.2% | 5148529 | 56.8% |
| 北宋 | 11240760 | 62.9% | 6624296 | 37.1% |
——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 北宋后期，科举考试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均衡。明朝宣德年间，科举考试正式实行南北分卷录取制度：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归入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归入北卷。一些文化较落后、士子登第困难的地区归入中卷。每录取百人，南卷取55人，北卷取35人，中卷取10人。
——摘编自《明史·选举志二》
材料三 据统计，北宋进士全国有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占95.2%，北方诸路仅占总数的4.8%，这种悬殊局面引发了南北政治矛盾。元朝皇庆二年（1313）恢复科举制度后，将考生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在乡试会试中，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试二场，内容比较简单，汉人、南人试三场，内容则相对深一些。元朝规定全国选乡试合格者300人赴会试，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人。元朝采取的是种族与区域配额相结合的取士政策，具有民族歧视色彩，但也是考虑到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作出的规定，这种区别南北汉族士人的做法是后世科举实行区域配额的开端。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至北宋户口变化的总体趋势，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南北分卷制度的认识。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朝科举制改革的内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先秦诸子对劳动教育有着深刻的理解。《论语·子路》中说，“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春秋时期的敬姜教育子弟“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墨子教育子弟“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孟子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摘编自何杨勇《先秦儒道墨三家的劳动教育思想与启示》
材料二 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54年，因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仍普遍存在，部分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不愿毕业后成为劳动者，对无法如愿升学产生不满。在此背景下，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提出要加强劳动教育，提高生产技术水平。……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和教条主义，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摘编自刘向兵《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论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先秦时期的劳动教育思想。(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教育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张骞通西域后，汉中央政府在酒泉、玉门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一线“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两千年后，在距敦煌64公里处发掘出“丝绸之路”上唯一的驿站遗址——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关于西域诸国向汉朝进贡马匹、骆驼的简牍，甚至还有涉及远途奢侈品贸易的简文。
——摘编自汪受宽《丝绸之路上的汉代邮驿》
材料二 清朝后期，邮驿制度弊端丛生，驿律废弛，徇私枉法现象屡屡出现。鸦片战争后，建立在火车、轮船等近代运输工具基础上的新式邮政业务被列强带入中国，使中国邮驿制度发生深刻变化。在正式建立近代邮政前，除驿站外，有商营的民信局和侨批局，有帝国主义者的客邮，还曾经历过一段海关兼办邮政的过程。1896清廷谕令开办国家邮政官局——大清邮政局，派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兼领邮政司，掌管全国邮政，这是我国新式邮政的开端。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邮传部为交通部，同时改大清邮政局为中华邮政局。进入民国以后，民众办理邮政需求增加，邮政局所随之增多，邮政业务逐渐多样化，除函件和包裹的寄送，还出现了汇兑业务。
——摘编自潘雨朦《民国南京邮政研究（1912—193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设置邮驿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邮政事业发展的特点和背景。
材料一：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古代中国在法律思想上贯彻了·法有差等的原则，皇帝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各级官吏犯了法，可分别享受“议、请、减、赎、当、免”之特权。 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观念中，没有民法，历代法典基本上就是刑法典，其内容均以刑法为主，其中掺杂着一些民事法规。 几千年来，由于封建皇权主义至高无上及宗法家长制的影响，对广大民众而言，守法是平民百姓的义务，百姓很少能从法律中得到某些权利保障。 就每个朝代而言，法律制度一旦创立和形成，都强调“祖制不可变”。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史中，司法与行政合一是中国司法体制的一大特色。
——摘编自田君《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之比较》
材料二：罗马《十二铜表法》规定：如“恩主诈骗被保护人的，应宣誓充作‘牺牲’，奉献于神”。夜间窃取耕地的庄稼或放牧的，处死以祭谷神。只对有主观故意的犯罪行为人进行刑罚，如“故意杀害他人”与“不希望杀害他人但不幸发生杀害他人的行为”，前者处以死刑，后者可通过交一只公绵羊替罪，这一原则长期沿用。进入帝国时期，出现了大量包括宗教犯罪在内的新罪名，罗马私法发达、公法相对不发达的状况深刻地影响了古罗马刑法中公犯与私犯的规定。
——摘编自郭静《罗马刑法的发展进程及其评价与影响》
(1)依据材料一、二，比较古代中国法律与罗马法律的异同。
(2)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东西方法律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西方报纸和传教士相似，紧随西方对华政治上的成功出现于中国。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出版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很快突破了宗教范围、科学、文化的内容比例超过宗教，开始设有新闻、言论专栏，成为中国本土的第一份中文外报。广学会是英美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其主办的《万国公报》是外国传教士
在中国传播西学的最重要刊物，晚清知识界风行一时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两书即首先在该报连载。 该刊读者群处于中国上层，其中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孙家鼐等大员，清政府涉外中枢总理衙门也是其订户，此外，读者还包括王韬、孙中山等。据统计，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刊近200种，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
——李礼：《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
材料二：从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版地多以南洋、香港、澳门、广州为主， 洋务运动时期、以中国人为主创办的近代报刊迅速兴起，这一时期的报刊在出版地上.遍及上海、香港、广州、汉口 福州、厦门、天津、北京等地，其中以上海.香港为多..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主体，先后创办了上百种报刊，这一时期出版的报刊以上海为多，还遍及天津、北京、广州、杭州、温州、无锡、桂林、成都、重庆、长沙、武昌等地。0世纪初，中国近代报刊业再掀高潮，从宣传民主革命的报刊来看，以日本东京为多，其他还有香港、澳门.南洋、美洲等。
——姚琦：《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早期报刊业发展特点.分析早期报刊业发展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报刊出版地变化所反映的时代变迁。
材料 1979年，全国城镇待业人员接近2000万人，这是建国以来待业人数及其占人口比重数额的最高峰。4月，北京市制定了《关于改革招工办法的规定》。7月，全市实行招工考试，在传统的“统包统配”分配方式上打开了一道缺口。此后，北京市又发布了《关于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等文件，实行新的退休、退职条例后，北京市1979年全年有21万名职工退休、退职，这一年通过退休顶替的方式安置了3.4万人，占已安置待业青年总数的9%。
在就业、生活服务等各方面的压力下，党和政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从1979年4月起，九个月安置了18700多人参加各种不同的生产服务合作社。对于有城镇正式户口的待业青年和退休职工申请个体经济开业时，简化手续，并积极提供帮助。1983年个体户从业人数相较于1982年增长了3.3倍。北京市劳动服务公司会同有关部门，对待业青年进行就业前技术培训，安置时择优录用。这些新就业人员多集中在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大批事无人干”“大批人无事干”的问题得到缓解。
——摘编自刘露《改革开放初期北京解决失业问题之探析》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北京市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主要举措。(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北京市解决青年失业相关举措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