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口和耕地是首位的生产资源，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盛衰，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了“户籍相伍”制度，在农民的户籍中增加了年纪和土地占有状况。由于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和内战，以及十六国的北方混乱，引起北方人民大量流亡江南，到达长江流域的总数不少于70万人，滞留山东境内的达20万人。北方农民的南下，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使了南方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南方的人口亦有较大增加。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便出现了天下田无荒弃的现象，按“黄册”登记的户口，户达16 052 860，口达60545 812，每户平均3. 77口。康熙五十年时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不存在像前朝那样隐漏户口的情况。
——摘编自叶瑞汶《中国历代人口和耕地走势的分析》
材料二：
说明：隋612年的数据是偏走的，在20多年里耕地增长了36.5亿亩，这个增长速度是不可靠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三个时期因为处于国家战乱分裂时期，资料记载很少，没有找到比较准确的数字，所以在图表上没有计入。
——摘编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变化的特征，并说明促使这些特征形成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图中某一历史时期，就“人口、耕地与社会生活”展开论述。
材料一 乡绅亦即士绅，是中国科举文化孕育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凡具有科举功名者，无论入士未士均居于士绅之列。那些未进入官场或退休回乡者“沉淀”于乡里社会，成为乡绅。乡绅是乡村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如主持修路造桥、督促生产、兴办救济慈善事业、维护寺院、组织和捐资团练、维护地方安宁等。他们还是乡里纠纷和疑难诉讼案件的调节者和仲裁者，“由士绅解决的争端大大多于知县处理的”。如果整个乡村共同体遭遇重大灾难无法自救，乡绅还充当向国家或地方政府争取获得社会性资源的重要角色。据记载，乡绅还按时宣讲圣谕，圣谕以“重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为主旨，是农耕时代带有强烈人伦色彩的行为规范。
——摘编自薛冰、岳成浩《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
材料二 美国乡镇规模不大，一般在2000人左右。美国乡镇设有自己的行政机构，行政工作由几位行政委员主持，一般小镇三人，大镇九人。乡镇的行政委员每年由该镇居民选举产生，虽说行政委员处理公务都是自行负责，但必须按该乡镇居民早先通过的原则办事，不然他将会受到质疑，甚至被罢免。行政委员的行为主要对该镇居民负责。除了行政委员外，每个乡镇还要选举十几名主要的官员负责诸如税收、治安、教育、道路、审计、财务、济贫等具体事项。官员没有固定收入，每项公务的任命单上都写有单位工作量的报酬，按量计酬。一般来说，公民平日都有各自的营生，做官只是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属于服务性质；不过，能有幸被居民选中、认可也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如果官员在位时能兢兢业业为本镇居民服务，赢得信誉和口碑，那么对自己经营的事业无疑作了一个活广告。所以，大多数乡镇官员对工作有热情，但并不贪恋官位。——摘编自雷海燕《美国的基层民主与居民自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绅的职责，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乡镇自治与中国乡绅自治的不同。
材料一 《齐东野语》记载，“自为遇仙酒肆……遂为湖山旗亭之甲”。宋代时期，这种供人休息驻足的旗亭大量兴建，不少商家因地制宜地在此开设酒肆、茶肆之类。在汴京、洛阳、临安等大城市中，街道不断被拓宽，城中河堤修茸一新，“浮铺”“车担”等流动小贩穿梭其中，成为百姓休闲、赏景、作诗、品茗和社交的绝佳场所，不同身份、职业的人活跃其中，通宵达旦。节日期间，皇帝更是在御街进行“赐御酒”“撒金钱”活动。《岁时广记》“探春游”中载：“大抵都城（汴京）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人赏玩。”此类的城市公共空间在两宋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宋政府在节庆日活动期间加强治安、消防等方面的管控；并为防止民众对公共场所地的侵占和破坏，政府数次组织对乱建房舍的拆除、雇佣民众对园圃和街道清洁及对恶意破坏市容卫生人员的抓捕。
——摘编自吴彩霞《试论宋代的城市公共空间》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指出，“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同时规定允许使用地方财政进行市政工业设施及城市公共空间的修建。各城市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清运垃圾、疏浚河道、开辟苗圃、恢复整理旧有公园。1953年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国家投资与城市规划局对公共空间的人均面积、功能分区和分布等进行了针对新建城市和旧城市的不同远景规划。除了拓宽马路、规划道路信号灯等，新建城市广场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亮点，最主要和常见的城市广场是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场所，空间尺度追求宏大、空间气氛追求宏伟，如北京天安门广场、成都人民广场；此外交通广场广泛筹建，尤其是火车站前广场、机场航运枢纽站广场，不仅解决了人流、车流的集散，也成为旅客的短暂休闲、休憩空间。
——摘编自周波《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演变——以20世纪下半叶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演变为研究重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并指出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朝时期相比，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认识。
材料 在战国秦汉时期，赐爵制和官僚制并非合二为一、官、爵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如下表所示。
| 时代 | 基本特征 | 相关记载 | 出处 |
| 秦国 | “无官不爵” | 于是免武安君（白起）为士伍。 |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
| 秦朝 | 官、爵分为二途 | 上造以下到官佐、史毋（无）爵者。 | 《睡虎地秦墓竹简》 |
| 西汉 | 以官秩定爵位 | 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级。 | 《汉书·元帝纪》 |
| 东汉 | 爵的政治意义逐渐丧失 | 近世赏人，皆不由等级从，无爵封，无列侯，原其所以，爵废故也。 | 《太平御览》 |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
(1)根据材料，概括战国、秦汉时期官爵关系的变化（不得照抄原文）。(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秦汉时期影响官爵关系变化的因素。
材料一：
| 时期 | 概况 |
| 秦朝 | 人口管理实行申报审核制，即由户主或本人主动向官府如实申报，官府核实，之后登记载册。 |
| 汉朝 | 每年8月份全国各地都要进行“案户比民”。 |
| 隋唐 | 隋文帝下令在全国“大索貌阅”，派遣官吏根据户籍簿册上登记的情况与本人实际体貌核对。唐基本沿用隋制。 |
| 宋朝 | 在全国重新统计人口创造了“户牌制”，即打破原先的坊巷界限，改为以街道为基础做人户登录。 |
| 明清 | 使用黄册作为正式户籍，编制程序严格，内容详尽。清初延用黄册，人丁编审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保甲制度取而代之。 |
——摘编自王威海《中国古代户籍制度》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了旧的保甲制度建立了新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1954年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性质和组织结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消了城市人民公社、街道革委会和革命居民委员会，恢复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城市基层民主治理被提升到党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
——摘编自陈辉《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基层治理的意义。
材料一 宋人所言：“耕织之民，以力不足，或入于工商”“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梦粱录》记载临安“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因此，宋政府不得不将城市中非农业人口定为坊郭户而单独列为户籍。
——摘编自郭学信《论宋代城市发展的时代特征》
材料二 回顾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以1978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至197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1979年至今是市场经济取向下的城市化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又以195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58年，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及工业化的发展时期，也是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的时期。1958年到1978年是我国城市化停滞、倒退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为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从1979年到1998年，城市人口由1.84亿增加到3.79亿。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城市布局渐趋合理，城市化开始逐渐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李军等《新中国城市化发展历程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城市居民成分的变化趋势，并结合所学，分析这一趋势形成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围绕“新中国的城市化”自拟题目，结合中国现代史知识，写一篇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杯酒释兵权”是一则著名的历史典故，但在史学界却存在着疑与信两大派。
有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来自传闻，不可置信”。首先，如此重大事件，在北宋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片语。丁谓（966～1037年）的《谈录》可谓最早记载解除石守信、王审琦兵权的文献，但《谈录》只讲罢二人兵权，并无宴请情节。随后王曾（978～1038年）的《笔录》则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宿将“道旧相乐”的场景。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皆出于此。至神、哲宗时司马光的《速水纪闻》更是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据载“杯酒释兵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但当年六月初二杜太后病逝，七月初属国丧期间，不准宴饮。
更多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基本可信。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军权确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后罢免的，北宋的官方文献，如《国史》《实录》对此均有明确记载。王曾与丁谓基本是同时代人，且王氏成书在先，论者指责王氏《笔录》所载为擅增情节，非稳妥之论。注重政治运作技巧，尽力营造便于解决问题的氛围，正是宋初政治的一大特色。因记录者未能身临其境，“杯酒”一事在某些细节的记载上可能不无渲染，却并非后人编造。《宋史·礼志》载：“皇太后杜氏崩……合随皇帝以日易月（注：一天等于一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即服丧时间实际只需二十四天，六月二十五日后已不禁宴饮。
(1)阅读材料，说明“疑”与“信”两派争论的角度及其与之对应的论据。(2)谈谈你对“杯酒释兵权”的看法。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史料类型，并说明其历史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汴河发展历史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你对考古新发现的认识。
材料 与秦汉魏晋不同，北魏开国近百年间百官无禄，吏治腐败与此关系颇大。在参考《周礼》和两汉魏晋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六月下诏班禄，并规定“罢诸商人”、增收户调及严惩赃罪。班禄诏显示，北魏地方政府与商人关系密切，地方官府中大概存在着类似隋朝公廨田的田产，其收获物需通过商业贸易或发放高利贷牟利。约在俸禄制实行前十年左右，实行俸禄制的建议已被提出且有零星官“禄”的记载，这表明俸禄制是在总结之前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定型和成熟化的产物。俸禄制实施的前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班禄诏及一年多之后颁布的新税制，户调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民众的负担在短期内无疑会有加重。针对废止俸禄制的提议，中书监高闾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角度系统阐释了实施俸禄制的必要性及其政治作用，认为俸禄制实施后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将受到遏制，民众的实际负担则会减轻，有利于更好地加强统治。
——摘编自张金龙《北魏俸禄制的班行及其背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孝文帝实行俸禄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时期俸禄制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