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春秋》开篇首句就是：“（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对此，《春秋·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代学者对此段经文有进一步的诠释，如第一位系统阐释孔子“大一统”思想的西汉大儒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林益铭《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
材料二 唐代文化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蓬勃发展的，带有统一帝国的宏伟，呈现一种兼容的气度……太宗时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结盟，使丝绸之路向西南（指南亚）延伸……从广州出发到波斯湾、红海等地的航线已经开通，广州港中外商船云集，成为世界循环交通的一环，外来物品不光满足了贵族的奢侈需求，也引起了仿制的兴趣……直接借鉴外来造型的“胡瓶”，则成为唐代相当流行的器物……长安城中云集了各国的商人和使节，他们也把各种宗教带到中国……朝鲜半岛各国几百年间均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再如锡兰于668年建国后几乎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唐朝。
——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中国历经五千年沧桑，国内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始终如一，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越是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造成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而秦汉时期正是这种“大一统”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
清朝顺应历史的潮流，突破了历代中原汉族王朝在边疆民族问题上的局限性。把历史上在中国疆域内活动的边疆各民族都纳入其统一的范围。清朝追求对边疆领土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从中央到边疆地区对边碰各民族进行直接管理。把历史上边疆各民族的边疆纳入了清朝大一统的疆域范围之内。
——摘编自黄朴民《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成崇德《清朝边疆统一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公羊传》中“大一统”思想的内涵，并指出这种思想的出现和哪一制度密切相关。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汉武帝为实现董仲舒提出的文化“一统”所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概述唐朝对外交流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太宗对外来文化的方针并以宗教为例加以说明。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以秦、汉史实为例，说明人口的“迁徙”，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融汇”，推动了“民族认同”。②举例说明清朝是如何对“边疆领土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的。
材料一
材料二
| 时间 | 国家 | 新科学技术 |
| 1945年 | 美国 | 原子弹爆炸 |
| 1946年 | 美国 | 电子计算机诞生 |
| 1947年 | 美国 | 晶体管问世 |
| 1954年 | 苏联 | 第一座核电站 |
| 1957年 | 苏联 | 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
| 1969年 | 美国 | “阿波罗11”号登月 |
| 1972年 | 美国 | 重组DNA生物基因工程成功 |
| 1981年 | 美国 | 第一架航天飞机升空 |
| 1996年 | 英国 | 利用体细胞培养克隆羊“多利”成功 |
| 1999年 | 美国 | 首次成功制造出人工DNA分子 |
| 2000年 | 美、日、法、德、英、中 | 公布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 |
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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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四 美国人很快算出来，在苏联的GDP比美国及盟国少2／3到3／4的情况下，这件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对于他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破坏苏联实力的道路。归根到底，通过在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破坏。
——《世界通史》
请回答
(1)材料一所发生的现象与哪位科学家的重要贡献有关？他提出的利用原子能理论基础的关系式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在新科学技术的发明方面，苏联的地位怎样？试分析其原因。
(3)材料三反映当时西方和苏联的经济建设，各有何特点？
(4)材料四中的“这件事”指什么？美国的目的是否达到？请结合史实加以说明。
材料一 1943年，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打算去延安南泥湾慰问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编创人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8位女演员挑着8对花篮，伴着一首插曲在台上表演。作词人贺敬之接到为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结合自己对边区第三五九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插曲的歌词。之后，由作曲人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插曲谱了曲。这首插曲后来定名为《南泥湾》。
材料二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位于中国北京市南部大兴区与河北省廊坊市交界处，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单体机场航站楼、世界最大单体减隔震建筑、世界首个“双进双出”航站楼，于2019年正式通航。
它的设计理念是“海星”，特点是有一个大型的中央庭院和五个指廊，每个指廊都有自己的登机口，这样的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乘客的步行距离。航站楼内部主色调为白色，带给人梦幻般的科技感。它拥有4条跑道，可以满足每年1亿乘客的使用需求，并且航站楼内设有多个休息区、餐饮店和购物区，可以满足乘客的各种需求。此外，机场已经开通了多条国内外航线，连接了全球主要的城市和地区，同时，机场也欢迎全球的航空公司入驻，共同分享这个现代化的航空枢纽带来的发展机遇。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述歌曲《南泥湾》反映的时代背景及其展现的时代精神。(2)结合材料二、概括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特点及其折射出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脱胎于察举但又对其进行了革新：察举制中心环节是官员举荐贤才，但以官举士，权操于上，民意不从体现，而科举则采取考生“怀牒自列于州县”（即考生自带证明去州县报考），自由报考。且相较于察举制只考察不考试的特点，科举实行分科考试，其中进士科最为重要……察举以舆论评价和为官能力为标准选官，缺乏客观精确的衡量尺度，科举却统一了选官的标准，以考试成绩选官，显得更为客观……这样的改变极大打击了世家大族的势力，在全国扩大了统治网，唐太宗喜言“天下英才入吾彀中矣”。
——整编自袁行霈、张传玺《中华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隋唐科举与察举相比有何变化。结合所学，从政治角度分析隋唐科举的影响。材料二 宋代科举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由地方到中央依次为乡试、省试、殿试。考试之前，被指定的考官全部进入贡院，考试期间不得私自外出，这种做法被称为“锁院”制度。为了杜绝舞弊，各级试卷一律“糊名”（收纳考卷后，密封卷头姓名、籍贯等，编为字号）“誊录”（为避免辨识字迹，试卷在密封编号后，由抄写员在官员监督下抄录为副本），这在考试环节上已经尽量做到公平……北宋以来，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人长于文章，应举得心应手；西北之人质朴无华，长于经学；边疆地区更罕有进士及第者。国家为照顾地区差异，实行分卷考试制度……科举的变革，让大批出身平民之家的士人进入政坛，诗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这一现象极大带动了民间的向学风气。然而科举与做官之间的紧密联系，大部分读书人应试是为了谋求功名，这使得功利主义价值观盛行。且宋代抬高文人地位，魏晋以来的重武轻文风气为之倒转，给其他民族政权以“文弱”之感。
——整编自袁行霈、张传玺《中华文明史》等
(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朝科举完善的表现，并结合所学，分析宋代科举的完善对民间风气带来的影响。材料一 朱熹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木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他经常整理经典，并且将理论内容实践在教育工作中，形成了众多科学思想。朱熹重视对学生的科学教育，他提出：“立学校以教其民，而其为教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敬恭。”朱熹强调在进行自然知识学习时，不仅要集中在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更应该升华到人的社会以及道德层面上。他还认为为学需要先穷理，而要穷理则必先读书，这是因为“天理”的精髓和底蕴均蕴藏在圣贤书中。
——摘编自李宏爽《朱熹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人才培养的启示》
材料二 康有为在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 梁启超也曾在《格致学沿革考咯》一文中写道：“培根常日格致之学，必当以实验为基础；又曰，一切科学，皆以数学为其根。”首倡近代科学教育的严复提出“凡西士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他要人应用科学方法于事事物物，实在为科学教育之极致。改良主义者们希望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代替《四书》《五经》等旧知识，他们还主张打破传统教育模式，仿照西方模式在中国建立具有现代形式的学校系统。与此同时，他们还主张改革科举、学以致用，并希望把“西学”列入考试的内容。
——摘编自牛楠《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科学教育思想研究(1901-1937)》
材料三 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人才战略和科技战略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科教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科技成果形成了规模化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摘编自王建锋《浅析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朱熹、维新派科学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背景。(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的创新之处，并谈谈你对科学教育的认识。
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甘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四川甘薯种植的特点，并指出建国后又有何发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甘薯在四川的种植为例，说明农作物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九品中正制中各地中正的人选皆由在朝为官的世家大族兼任，人才的任用升降实质上仍然完全掌控于门阀士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摘编自李烁《浅析唐朝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
材料二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唯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实际上“选举”一词很早就被使用，古代选举兼指选士与选官，如三代（夏商周）就已存在的“乡举里选”，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察举征辟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朝开创的“科举制”。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考察、培养、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它透露着机会平等性、选拔人才的一切以考试为尺度的客观性、组织考试的独立性、社会的稳定性和考试内容的标准化等。这在当时情形下确实难能可贵，由于“家天下”观念和伦理道德，很多被委任的官吏即使不是由人民投票产生的，也能为官清廉公正。这种制度至少给很多平民“布衣”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通道，因此，中国古代的很多官吏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
材料四 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注如“参知政事”“参议得失”“参知机务”“专典机密”等）。
——[宋]欧阳修《新唐书百官志》
材料五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六 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
材料七 玄宗时，以中书省事务繁多、文书多壅滞，选用一些文人与集贤院学士分学制诏书敕，…后正式改名为“翰林学士”，并特置学士院以安置。安史之乱后，“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被称为“内相”。宪宗元和年间，中书小吏滑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宦官），“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渙达意，常得欲。……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唐阙史》卷下记云：“一日，枢密使（宦官）出至中书，奉宣与宰臣商量镇州事”。
材料八 北魏太和九年，正式确立均田制，与此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是租调制，唐初的租庸调制与之前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庸的制度化，这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整理自李羡於《论均田制的兴衰及其与租庸调制的关系》
材料九 自魏晋有户调之制，北朝因之，及唐而有租庸调之名。租者田租，即今之田赋；庸者力役，若不役，出绢而当庸直；调则户税，各随乡土所出，岁输绢绫纯绵，其无蚕桑之处，则输布麻。惟田赋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均田制度以户籍为本，籍既失实，欲不废而不能矣。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
——摘编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
材料十 唐德宗接受了杨炎的建议，便在建中元年公布了这一新税法，明令“丁租庸调，并入两税”，结束了以前赋税制度繁杂混乱的状态。自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买卖更加公开而频繁，田庄经济日益发展起来了，新的税制使大土地所有者分担起一部分赋税，商人也要在所经商的郡县纳税。在实行的当年，唐王朝实际控制的纳税户由一百二十三万增加到三百多万户，全年征收的税钱由一千二百多万贯增至三千多万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整理自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隋唐五代史》
材料十一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路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唐科举制产生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科举制与九品中正制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初期三省制指哪三省？各自分工如何，并分析三省制作用。
(5)根据材料五，唐代的丞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什么变化？起到了什么作用？根据材料六所述故事实质上反映了哪两种权利之间的冲突？结合材料指出，唐初君主的权利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据此，唐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根据材料七概括三省制实际运行中的调整及其对三省制产生的影响。
(6)根据材料八结合所学，指出“正式确立均田制”发端于中国古代史上哪一重大改革？并简析“庸”的含义及作用。
(7)根据材料九，结合所学，扼要说明唐代户籍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简析租庸调制“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的原因。
(8)写出材料十“新税法”的名称，并依据材料十概括这一新税法颁布的积极作用。综合材料九、十，指出从北魏到唐德宗年间征税主要标准发生的变化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呈现的态势。
(9)根据材料十一，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白居易、柳宗元对唐代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 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李三为人之弟而悖其兄，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胜诛。但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财利之末，起纷争之端。小人见利而不见义，此亦其常态耳。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特免断一次。本厢押李三归家，拜谢外婆与母及李三十二夫妇，仍仰邻里相与劝和。若将来仍旧不悛者，却当照条施行。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公书判清明集》
(1)根据材料，分析该案中李三被判“免断一次”而“押归家”的原因。(2)概括材料中该案件处理体现出的当时社会治理的特点。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学素有“食货之学”的传统，“食”代指生产，“货”代指流通，正史多列有《食货志》，即为经济史专篇，复写、记录了中国历代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等经济活动和发展脉络。以《明史》食货志为例，其条目如下：食货一：户口、田制、屯田、庄田；食货二：赋役；食货三：漕运、仓库；食货四：盐法、茶法；食货五：钱钞、坑冶、铁冶、铜场、商税、市舶、马市；食货六：上供、采造、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织造、烧造、俸饷、会计。
——据《明史》（1739年修成）等编写
材料二 本书的第一卷就在研究劳动生产力得到改善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出在社会各阶层与不同条件的人民之间，自然而然分配的次序；本书第二卷将说明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资本使用方式不同，所推动的劳动数量又会有何不同；自从罗马帝国覆亡之后，欧洲各国的政策对手工艺业、制造业和商业等城市产业有利的程度，一直优于农业这种乡村产业。本书第三卷将尝试说明这种政策的由来；在本书第四卷，我将尽可能周详解释这些不同的学说（如重商主义、殖民思想），以及他们在不同时代与国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本书第五卷，则是讨论君主或政府的收入。
——据［英国］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出版）
(1)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与《国富论》相比中国古代“食货之学”有何特点，并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
(2)结合材料二，说明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历史背景，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这是一个对空谈心性的灾明理学末流进行批判、新旧思想观念激烈冲突的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是在最广泛意义上开始探索新世界、设计人类社会新计划的所谓“天工开物”的时代。此时的启蒙思想家以各自的表现方式，比较全面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和统治阶级的昏庸无道，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与说教。这一时期，有的思想家提出了“自由私产”“夫私者，人之心也”“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的主张，有的说“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必使治天下之举皆出于学校”，有的讲“法有可采，何论中西”，“寓通几（即哲学）于质测（即科学）”，倡导求实学风，对宋明以来“蹈虚空谈”的学风是一个否定。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是在民族救亡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由于知识分子的优患意识、危机意识的存在，外来思想输入中国后常常被赋予中国式的解释以达到政治目标，不可避免带有中国特点。即不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前者可划分为戊戌启蒙、辛亥启蒙和五四启蒙，后者可概括为传播现代理念、建构现代国家和塑造现代国民三个方面。从戊戌启蒙到五四启蒙都有近代欧洲启蒙的批判精神。然而，近代启蒙的遗产不是理性的实现，而是“工具理性”的实现，个人自由、解放服从于国家独立、富强，民族解放高于政治民主。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规范、制度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现代社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真正确立，这是一个"两头都不靠岸"的时代，启蒙者忽视了启蒙思想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是启蒙的批判精神仍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推动力量。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进步主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启蒙思想的共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