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上图所示为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学界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具有"超稳定结构"并处于"高水平停滞"时期，并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的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上。

——据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整理

材料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周期性复发现象，是一个不断演化的概念，其主张可以被粗略地概括为反精英、反建制和激进民族主义（例如排外和种族歧视）。它一般出现在社会转折期，并常常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与新的社会问题相结合。每当一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民粹主义就存在滋生的条件，而当下的新民粹主义不仅与全球化同步，还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叠加，致使经济、社会与政治等因素深度交织。随着全球化的各种负面影响不断加剧，加上国家治理危机的影响，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得以借势崛起。反对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的社会文化政策、反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经济贸易政策、反对体制精英和富裕阶层的自由民主体制，构成了当前欧美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

——摘编自吴宇、吴志成《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

假如现在我已经说服了你，使你相信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那么从本书讨论的国家危机历史中，我们具体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概括性的主题.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这7个国家为解决危机所做出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承认国家陷入危机；主动承担责，做出改变，而不是推卸责任，以受害者自居；划清界限，确认需要改变的国家特征，而不是盲目地认为自己的国家一无是处；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了解其他国家在面临与自己相似的问题时曾采用的成功解决问题的模型；保持耐心，理解失败乃成功之母，多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思考国家核心价值观中哪些部分依然适用，哪些部分已经过时；践行诚实的自我评估。

——摘编自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材料 1880—1930年间，从美国返回欧洲的移民总数约为400万人，占同期美国接纳的欧洲移民总数的30—40%。有资料显示，1860年到1930年的70年间，芬兰到美国的移民总数为38万人，其中约有20%最终返回了芬兰。1907年，一个在密歇根州的芬兰移民写信给他在芬兰老家的兄弟描述危机中的困境写道：“Flambo矿区在11月就停产了，我用了一周的时间从一个矿区走到另一个矿区但仍然找不到一份工作。所有矿区都挤满了我工作的人……我不确定圣诞节前我能否找到工作，我本来计划圣诞节前回去看你的，但现在……我得工作上两到三个月，才能攒够回家的路费。”

1870—1930年间，到达美国的海外移民中，60—70%是单身男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没有结婚。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家乡都有配偶。对罐装肉食行业工人的调查表明，90．2%的保加利亚人、79%的塞尔维亚人、42．4%的意大利人在家乡有妻子和家庭”。

——编自王雅红《“美国梦”与“家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