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晚清是一个大转型时期，其变化的步伐在1895年以后加快了。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政治改革方面，也体现在思想、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除了今文经学运动外，一些观点和行为也从根本上重新定位，这是由传统学术的变动趋势和西方思潮的涌入所引起的。社会方面，个人代替家庭和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买办和军阀两个新兴阶级备受瞩目，同时，城市数目激增。经济方面，对政府财政的批评增多，贸易逆差加剧，而且外国对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分的控制加深……在这十五年里，旧的思想、社会和经济秩序已荡然无存，而新的秩序正蓄势待发。这种快速的转变，预示着一场大的政治动荡将翩然而至，历时两个半世纪的满洲王朝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如采它不能与时代同行，并提供一种替代暴力变革的方式，它将注定灭亡。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百年”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大体上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维持至今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百余年来，在西方国家主导下，世界先后确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而后又历经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美国一超独霸与世界走向多极化趋势并存的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国际行为体力量的对比变化，导致百余年间相对稳定的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面临挑战。

——摘编自李鹏、李帆《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困境与根源》

材料一   些学者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画报》刊登的311个封面英模形象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发现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呈现出“同——异——模糊”的发展趋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革”时期，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均呈现为积极进取的阳刚生产者形象，这时在性别气质上表现为男、女的“去性别化”，尤其是女性的“去女性化”。改革开放后，男女的性别气质开始分化，男、女分别按照传统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表现，呈现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相异。当下，在消费社会和市场化大潮之下，则显示出性别气质的多元化，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界限被打破，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区隔已经变得模糊。

——摘编自刘天红等《社会变迁与性别气质变化——对<人民画报>人物形象的内容分析》

材料   唐宋知识分子的休闲文化

——摘编自肖潇《从文士到士大夫演变看唐宋休闲文化变化趋势》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材料 可以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作为“百年”历史的开端，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发生的重要时间点。我们所说的“百年”与以往的世界历史基本上是一个延续的关系。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处在西方国家主导之下，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非西方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半边缘地位。当今世界大体上仍是过去几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体系的延续，但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趋势中，依然存在着阶段性的发展和变化。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这个体系曾经遭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广大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到20世纪晚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资本主义势力进一步向全球扩张。新世纪以来，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发展，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摘编自俞金尧《历史趋势中的长时段变迁》

时代中的旗袍变革

旗袍，源于满人长袍。起初，宽腰直筒，便利耕牧征战。不仅如此，为实现身份区分，满人贫民旗袍多为不开衩或两开衩，皇帝所着旗袍为四开衩。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服饰的改变。旗袍开始融入多元化的西方流行元素，改变了传统宽松直筒的特点，更有助于凸显女性身材的曲线感。不仅如此，西方裁剪和缝纫技术的传入，使裁剪和缝纫技术更加立体。更凸显了中国女性的韵味和美感。

20世纪中叶，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物质极为贫乏，旗袍在设计上开始摒弃传统的“华而不实”，追求简洁、轻便。如无袖旗袍开始流行，整体长度也不断缩短。这种趋势一直流行至抗战胜利。

建国之初，妇女穿衣服都学解放区的样子，鄙夷穿红戴绿的“资产阶级小姐”。“努力工作、艰苦朴素”是那时常挂嘴边的口号。人们对衣着美的追求似乎已完全转化成了对革命工作的狂热。旗袍所代表的悠闲、舒适的淑女形象在这种氛围里失去了其生存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设计师将旗袍所孕育的韵味及特色与现代流行因素相结合，使旗袍款式更加多元化，推动中国旗袍走向国际舞台。

——摘编自张成义、李群英《中国旗袍造型艺术元素的审美演变及其文化传承》

材料一 宋代宰相祖辈任官情况表

材料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材料三   一、德业相劝：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明友，教后生，御僮仆。二、过失相规：……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三、礼俗相交：礼俗之交，……值月主之，有期日者为之期日，当纠集者督其违慢。凡不如约者，以告于约正而诘之，且书于籍。四、患难相恤：……凡有当救恤者，其家告于约正，……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则不必借。

——摘自《吕氏乡约》

材料四   宋代社会、宋代文化的特点如果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所谓平民化，是指普通民众具有比以前更多的生存发展机遇，受到社会更多关注。世俗化，主要是指关注俗世生活的取向。人文化，则是指更加关心“人”自身的价值，社会价值取向相对理性，关注人的教养与成长。

——摘编自邓小南《宋朝的再认识》

材料   汉高祖时期任命的刘姓诸侯国相基本都是最早加入刘邦集团的将领，地位普遍很高。在刘邦制定“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王原则时，这类军功阶层极力维护建立于郡国并行制基础上的汉政权。此时所封刘氏诸王大多年幼不能执政，故由诸侯国相、傅代理掌治其国，帮助王国稳定。中央政权与王国间相互协作，为汉初中央政府制定的政令、举措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

文、景时期，中央政权与王国间的冲突、诸侯王骄奢不法之事逐渐增加。诸侯国相在中央命令下，从王国内部取得对王国兵权的控制。“七国之乱”后，汉武帝为进一步削弱诸侯王而设立“左官”“附益”“阿党”，“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

汉武帝晚年至昭宣时期，诸侯国相的职能与汉郡太守职能渐趋一致。宣帝继位后，“是时选博士谏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即重用“通经”“明理”并熟悉政事的大臣为郡国守相，来循吏拊民。此时期诸侯国相在职责上除了监督、辅助诸侯王外，还有着提高地方治理政绩的责任。元帝好儒学，即位后为包括太守、诸侯国相在内的地方官员附加“宣明教化”地方人民的职责。成帝时期，正式提出将相、内史与郡太守、都尉对等接轨，制度上规定相承担王国行政职责。

——摘编自陈昆、李禹阶《西汉诸侯国相的“郡守化”趋势及其历史意义》

戴高乐的“独立外交”

材料一   我的计划在于把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的指挥下所奉行的欧洲一体化中摆脱出来，但不是脱离我认为应该保持可以作为最后防御手段的大西洋联盟；在于同每个东方集团的国家——首先同俄国（苏联）——建立缓和国际局势的关系，然后建立谅解和合作的关系，一旦时机到来，对中国也是如此；最后在于建立这样一支核力量，使任何国家要是攻击我们的话，它自己就会遭到可怕的打击。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要一步步地走下去，每个阶段都要和总的趋势合拍，同时要照顾到法国的传统友谊。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一卷《复兴（1958-1962）》

材料二   1959年，戴高乐陆续将原驻北约的军事力量撤回。

1960年，法国成功试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核垄断，跻身核大国行列。

1963年，戴高乐与阿登纳签署《法德合作条约》，规定“两国首脑和外交部长将定期举行会议，两国在作出任何重要决定之前，法德政府应就有关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协调法德在欧洲共同体内的政策和对一般国际事务的政策”。

1964年，法国冲破西方世界的重重阻力，毅然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

同年，戴高乐遍访拉美10国，发表50余篇演说，在美国的“后院”抨击美国霸权主义，号召拉美维护民族独立。

1965年，法国与美国展开了货币战，公开主张放弃金汇兑本位制，恢复金本位制。

1966年，戴高乐访问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发表联合声明，宣告“欧洲问题首先应该在欧洲范围内讨论”“使欧洲所有国家间的关系正常化，然后在尊重每个国家的独立和不干涉它们内政的条件下逐步发展相互关系。”

同年，法国退出北约，实现全面防务自主。

1967年，被下了逐客令的美国和北约军队全部撤出法国。

——武进《独立外交与大国地位——戴高乐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