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展大事记

——根据汪熙《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整理

材料一   1940年10月30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波士顿为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个总统任期进行竞选造势演说的时候，对他的听众做出如下承诺：“你们的孩子不会被派上外国的战场。”他的演说被视为捍卫了美国的中立政策，承诺让美国置身于欧洲战事之外，听任战火延烧整个欧洲大陆，德国几乎击垮了英国。

——伊恩·克肖《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材料二   二战期间，……美国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不断凸显。美国的民主制度和集体安全、民族自决权等理念远超英国，使美国更具世界领导权的合法性。……建立一个有助于国家利益实现的新霸权体系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国际战略的根本目标，其核心是建立以自由国际主义为原则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行新型殖民主义。

——黄金辉、魏倩《大变局下英美霸权转移的路径及其启示——以美国国际战略为中心的考察》

材料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中指出：“地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或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或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看，地理环境就是存在，是物质，是人类本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因此，从本质上和总体上说，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我（葛剑雄）认为地理环境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决定或不决定两种。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的条件下，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所以在人类的早期，也即人类基本上还只能被动地适应现成的地理环境的时候，地理环境对人类各方面的活动几乎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人们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因而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逐渐减弱。

——摘编自葛剑雄《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材料   1949年，美、英、法等12国外长在美国举行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签字仪式。之后，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共同防御援助法》，该法案确定了美国对北约的军事援助和销售政策，与马歇尔计划共同组成了美对欧政策的两个轮子，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1949年1月29日，苏联发布了关于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谴责北约实质是为了准备发动新的战争，镇压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解放革命和工人运动而成立起来的。沃伊泰克·马斯特尼认为，1955年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苏联用尽外交和其他手段也没有转变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事实。1955年5月14日，苏联与波兰、匈牙利等八国在华沙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华沙条约组织成立，同北约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均势。美国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世界范围内的不安全环境反而推动了美国资本的全球化，在原子弹的约束下，最终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两极对立格局。

——摘编自胡亚航《论美国资本全球化对两极格局形成的影响》

材料   如表所示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的概况。

——摘编自邓凌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发展中的沿袭与变革》

材料   从15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国际贸易不断发展演变，其阶段特征如表所示。

——摘编自海闻《国际贸易》等

材料一   从长城的历史看，它首先是用于军事斗争的产物，从公元前7世纪前后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起，直至公元17世纪停止修筑为止，长城始终是作为军事防御工程而存在的。它的出现，标志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程度的提高。

——摘编自李文龙《中国古代长城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材料二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在器械精良、炮火凶猛的日军进攻下，中国军人只能以肉体血战长城。强敌叩关的历史记忆、血肉相搏的御敌现实等新旧因素的碰撞促生了“血肉长城”的新概念。

——摘编自郭丽萍《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关于长城民族符号形成史的研究》

材料三   长城的修筑与运用，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长城文化和长城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长城精神内涵丰富，价值巨大，对于增强民族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摘编自姜红明、杨娟《长城精神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价值》

时代中的旗袍变革

旗袍，源于满人长袍。起初，宽腰直筒，便利耕牧征战。不仅如此，为实现身份区分，满人贫民旗袍多为不开衩或两开衩，皇帝所着旗袍为四开衩。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服饰的改变。旗袍开始融入多元化的西方流行元素，改变了传统宽松直筒的特点，更有助于凸显女性身材的曲线感。不仅如此，西方裁剪和缝纫技术的传入，使裁剪和缝纫技术更加立体。更凸显了中国女性的韵味和美感。

20世纪中叶，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物质极为贫乏，旗袍在设计上开始摒弃传统的“华而不实”，追求简洁、轻便。如无袖旗袍开始流行，整体长度也不断缩短。这种趋势一直流行至抗战胜利。

建国之初，妇女穿衣服都学解放区的样子，鄙夷穿红戴绿的“资产阶级小姐”。“努力工作、艰苦朴素”是那时常挂嘴边的口号。人们对衣着美的追求似乎已完全转化成了对革命工作的狂热。旗袍所代表的悠闲、舒适的淑女形象在这种氛围里失去了其生存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设计师将旗袍所孕育的韵味及特色与现代流行因素相结合，使旗袍款式更加多元化，推动中国旗袍走向国际舞台。

——摘编自张成义、李群英《中国旗袍造型艺术元素的审美演变及其文化传承》

材料 关于洋务运动的评价有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 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摘自梁启超《李鸿章传》(1901年)

观点二 所谓洋务运动(或称同光新政)，乃是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换取外洋枪炮船只来武装自己，血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借以保存封建政权的残骸为目的的运动。

——摘编自牟安世《洋务运动》(1956年)

观点三   (洋务运动)它与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实际上是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这种发展的斗争。它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矛盾，也反映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正走向没落、垂死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

——摘编自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1980年)

材料   1886年，从日本舶来的“东洋车”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由于不需要什么技术，大量农民进城拉洋车。调查显示，到1924年时，北京有20%的人的生活离不开人力车。北京本有深厚的行会传统和基础，但人力车夫却长期没有行会。车夫与老板的矛盾都局限在个人层面，没有上升到阶层的层面。当有轨电车开进上海、天津，并开始向北京进发时，遭到“人力车”从业人员的激烈反对。1929年，以人力车夫为主的“旧行业”与电车工会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此前人力车夫常被社会视为流痞一类，而这次公开的集体行动、集体反抗，使社会开始正视他们。中国共产党也重新重视起在北京人力车夫中的组织动员工作，不久就大见成效。

——摘编自雷颐《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