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洁净食品运动”。19世纪，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口远离食品生产者，转而依靠中间商来供应食品，食品掺假泛滥。以烘焙业为例，自1815年英国政府废除《面包价格法》后，伦敦四分之三的面包师以低于正常市场的价格出售产品，掺假是最常见的手段。1820年，化学家阿库姆首次采用化学方法分析食品成分，发现用明矾漂白劣等面粉冒充上等面粉，其著作对掺假食品的揭露，各大报刊杂志进行介绍和评论，使食品掺假问题成为英国社会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工人阶级是掺假食品的最大受害者。“(他们)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食品行业担心议会出台相关法案来强制解决掺假问题，因此，相当数量的商人开始自发售卖洁净食品，形成了一场“洁净食品运动”。例如，烘焙业连续成立了数家大公司，旨在生产不合明矾和其他掺假成分的面包。工人阶级以合作社的形式加入洁净食品运动中来。1844年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的合作商店正式开业，主营面粉、黄油和奶酪等洁净食品。由于罗奇代尔合作谷物工厂生产的纯净面粉不掺明矾等增白成分，比工人群体日常食用的掺假面粉颜色更深，遭到了工人们的抵制。中央合作社为了让工人消费者“醒悟”，特意出版了一本关于掺假的小册子，并聘请讲师向全国各地的工人群体解释。在合作社的推动和鼓励下，饱受掺假食品之苦的英国工人阶级开始食用纯净食品，逐渐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1860 年以后，英国政府陆续颁布《食品掺假法》、《食品与药品销售法》等，经过半个多世纪，英国基本上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立法体系与监管体制。

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主义的立场来看，由于中世纪尚不存在作为强势主权单位的民族国家，因而，行会扮演了“类政府”或“准公共组织”的角色，实施市场监管，开展社会救助、提供公益服务，关系到那个时代社会治理的根本。

——摘编自张风阳《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中世纪行会功能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材料   在一定程度上，中东地区战争频繁是美、苏“冷战”对峙、争夺世界霸权的产物。为保证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实力，美、苏一度制造“不战不和”的局面，从而阻碍了中东问题的解决。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总统萨达特认识到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开始谋求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中东问题。1978年，美、埃、以三国首脑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埃以之间开始了通向和平的努力。然而埃及的单独媾和行为引起了部分阿拉伯成员国不满，同时，埃及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策划暗杀了萨达特总统。

埃及与以色列的握手言和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1993年，巴、以双方在美国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这是中东和谈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和平之路并不平坦。1995年，推动巴以和解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再一次群众集会上被犹太极端分子刺杀身亡。此后不久，以色列右翼集团执掌政权，在中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

时至今日，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仍然面临着各种困难。双方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针锋相对，巴勒斯坦内部如“以暴抗暴火的活动和以色列“以暴制暴”的军事镇压，造成双方相互仇视和冤冤相报，使暴力冲突不断，中东的和平进程异常艰辛。

——摘编自高中历史岳麓版选修教材《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材料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几经变动，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近900年来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宋高宗赵构认为：“安名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朱熹对荆公新学的评价：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宋史·王安石传》记载，“‘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新阶段。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从两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一是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之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矛盾斗争，正是属于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斗争，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内，极其激烈也极其重要的一个回合。二是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变法派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法令及其实践，虽还远远谈不到解放生产力，但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因而是发生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李华瑞《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

材料一   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人，5岁入私塾，13岁放弃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船泊驾驶，24岁时，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在课堂上积极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课余阅读了大量西方社科人文学术著作，并实地考察英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深化了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和思想理论的认识。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名著，宣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是启蒙维新的有力思想武器，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材料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5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1878年，随母赴檀香山，先后在檀香山、香港等地较系统地接受西式近代教育，并成为西医医师，19世纪末期，目睹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材料三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同时也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最初学医，但后来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时，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归国后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支持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化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开始重点关注“民族”，米什莱和拉维斯是民族历史研究的两座高峰。

米什莱被誉为“法国历史学之父”。在其编著的《法国史》中提出，法国人从百年战争中开始具有国籍意识，到大革命与特权阶级的对抗中，完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整合，以此教育人民建构法兰西民族的自我认同。他始终认为法兰西在世界历史上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是引领世界走向自由，通往繁荣之路的灯塔。他的观点成为19世纪上半叶法国历史学的主流。

普法战争战败后法国割地赔款，知识分子的民族优越感被击碎。第三共和国的史学家拉维斯主编27卷的《法国史》，提出历史上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各地人民都是法国人，尊崇共同的祖先、共有的英雄人物。他高度赞扬共和国，对国歌、国庆日、纪念仪式等各种“被发明的传统”进行历史性阐释，传播共和主义精神，将殖民扩张视为开化落后地区、传播先进文明的特殊使命。以此“向法国青年人说明，为什么他们应当为组成一个民族国家而自豪”。拉维斯被19世纪末法国史坛誉为“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教师”。

——摘编自王玮、吕一民《拉维斯与19世纪晚期法国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