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洁净食品运动”。19世纪，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口远离食品生产者，转而依靠中间商来供应食品，食品掺假泛滥。以烘焙业为例，自1815年英国政府废除《面包价格法》后，伦敦四分之三的面包师以低于正常市场的价格出售产品，掺假是最常见的手段。1820年，化学家阿库姆首次采用化学方法分析食品成分，发现用明矾漂白劣等面粉冒充上等面粉，其著作对掺假食品的揭露，各大报刊杂志进行介绍和评论，使食品掺假问题成为英国社会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工人阶级是掺假食品的最大受害者。“(他们)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经半腐烂了。”食品行业担心议会出台相关法案来强制解决掺假问题，因此，相当数量的商人开始自发售卖洁净食品，形成了一场“洁净食品运动”。例如，烘焙业连续成立了数家大公司，旨在生产不合明矾和其他掺假成分的面包。工人阶级以合作社的形式加入洁净食品运动中来。1844年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的合作商店正式开业，主营面粉、黄油和奶酪等洁净食品。由于罗奇代尔合作谷物工厂生产的纯净面粉不掺明矾等增白成分，比工人群体日常食用的掺假面粉颜色更深，遭到了工人们的抵制。中央合作社为了让工人消费者“醒悟”，特意出版了一本关于掺假的小册子，并聘请讲师向全国各地的工人群体解释。在合作社的推动和鼓励下，饱受掺假食品之苦的英国工人阶级开始食用纯净食品，逐渐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1860 年以后，英国政府陆续颁布《食品掺假法》、《食品与药品销售法》等，经过半个多世纪，英国基本上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立法体系与监管体制。

有学者指出：从历史主义的立场来看，由于中世纪尚不存在作为强势主权单位的民族国家，因而，行会扮演了“类政府”或“准公共组织”的角色，实施市场监管，开展社会救助、提供公益服务，关系到那个时代社会治理的根本。

——摘编自张风阳《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中世纪行会功能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材料   在一定程度上，中东地区战争频繁是美、苏“冷战”对峙、争夺世界霸权的产物。为保证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实力，美、苏一度制造“不战不和”的局面，从而阻碍了中东问题的解决。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总统萨达特认识到战争无法解决问题，开始谋求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中东问题。1978年，美、埃、以三国首脑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埃以之间开始了通向和平的努力。然而埃及的单独媾和行为引起了部分阿拉伯成员国不满，同时，埃及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策划暗杀了萨达特总统。

埃及与以色列的握手言和推动了中东的和平进程。（1993年，巴、以双方在美国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这是中东和谈的一个重大突破。然而，和平之路并不平坦。1995年，推动巴以和解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再一次群众集会上被犹太极端分子刺杀身亡。此后不久，以色列右翼集团执掌政权，在中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

时至今日，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仍然面临着各种困难。双方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针锋相对，巴勒斯坦内部如“以暴抗暴火的活动和以色列“以暴制暴”的军事镇压，造成双方相互仇视和冤冤相报，使暴力冲突不断，中东的和平进程异常艰辛。

——摘编自高中历史岳麓版选修教材《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左宗棠大事简表（节选）

1853年，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随后建成楚军（湘军分支）。首战大败太平军。

1862年，补授浙江巡抚。战争之余，着手浙江建设，整顿吏治。

1866年，太平军残部全部覆亡。赏双眼花翎。创办福州船政局。调任陕甘总督。组织楚军，前往平定捻军（北方反清农民武装）。

1871年，在西北发动军民大规模栽种柳树、杨树、榆树，随后10多年里共栽种一千万株以上。

1875年，上“万言书”，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军务，负责解决收复新疆全境事宜。

1876年，收复乌鲁木齐。

1877年，计划筹建甘肃织呢总局。首次向清廷奏请将新疆改设行省。

1880年，亲自率军出征，决心武力收复伊犁。后伊犁收回，新疆全境至此收复。筹建的甘肃织呢总局正式开工生产，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1884年，法国入侵，大西南与海防全线告急。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创办恪靖定边军。11月，新疆建省。

1885年，恪靖定边军与冯子材部大败法国于镇南关、谅山，取得中法战争镇南关—谅山大捷。奏请清政府设“海防全政大臣”，移福建巡抚驻台湾，台湾改设行省。9月5日凌晨，病逝于福州。

——据杨东梁《左宗棠评传》编写

材料   从戊戌维新运动在江淮大地兴起到辛亥革命胜利，安徽政论报刊都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

甲午中日战争后，《皖报》以“开风气，拓见闻，联官民，达中外”为创办宗旨，大体上以发表政论、普及新学和传播新闻为主。

辛亥革命前夕，《安徽俗话报》发表了陈独秀的《亡国篇》《说国家》，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原来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安徽白话报》在《演说》栏目中讽刺象征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辫子为“猪尾巴”，并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列强侵夺中国主权的行径。

辛亥革命后，《安徽公报》主要刊载法令、法律等官方文件，如《临时大总统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同年出版的《均报》还树立了革命旗帜。

此后，随着袁世凯实行舆论控制，这些带有革命色彩的进步报刊纷纷停办。但是，报刊浸润宣传的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最终汇成推翻洪宪帝制的革命浪潮。

——摘编自王玉洁《辛亥革命前后安徽政论报刊舆论宣传转向》

材料   自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工业革命演讲集》出版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者对工业革命史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学派。

悲观派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代表人物碧翠丝·韦伯认为， “工业革命时期给人以巨大的、残酷的和倒退的体验，人们为此而生活窘迫，流离失所，身心憔悴，幸福不再。工业革命……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革命史学者，感受着战后西方经济的腾飞与福利，得出了“工业革命是现代经济腾飞的起点”这样乐观的结论，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起飞，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式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缓慢渐进说”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史学者对上述两种工业革命的看法持批判态度。代表人物简·德·弗里斯认为，渐进变革的工业革命时代依赖于之前时代的长期准备，应该将1500—1800年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分析。工业革命实际上是1500—1800年经济缓慢增长的一部分，这种缓慢增长主要来自劳动时间与劳动量的增加，和所谓“大工业时代”、技术创新、社会变革没什么关系。

——摘自刘翔鹏《试论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

材料   课吏馆原本是各省为候补官员设立的学习机构。湖南巡抚陈宝箴于1897年将课吏馆纳入湖南维新大业，他认为，外患日亟、国运不昌之际，要想有所作为，“其要者，在懂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同年十二月，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将“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视为“一切之根本”，而“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

1898年，由署按察使黄遵宪拟定的《会筹课吏馆详文》刊发。改造后的课吏馆，最高负责人为“总理”，实质性的下设机构称为“问治堂”。……馆中各课分为六类：一是“学校”，凡兴学育才、移风易俗、开启民智等等。二是“农工”，包括农桑、种植、工艺、制作，希以此养育民众、丰富物产，借此收复利权，提高与日见增多的洋货的竞争能力。三是“工程”，四是“刑名”，五是“缉捕”，六是“交涉”，“凡通商、游历、传教一切保护之法，均归此类。”课吏馆另有“馆规”，有学习制度等。……考核采用积分制，共分三类：“勤业”“善问”“进益”。每人均按上述三类计分，列入表格，每月以90分为合格。

课吏馆新定的章程，既有对旧有制度的合理吸收，更多的是结合维新需求而作的改弦更张。……可惜事与愿违，“办理不善”“未闻实效”八字几乎成了戊戌维新时期湖南课吏馆的定评。随着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的辞别，湖南维新事业很快跌入谷底，紧随其后的便是政变发作，各项新政摧毁殆尽，课吏馆也因早产而夭折。

——改编自张求会《近代湖南课吏馆初论》

材料   历史分期能帮助史家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并使读者更易理解世界历史的变化和连续性。无论史家做何种历史分期，都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某种衡量、筛选历史的尺度或标准，都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历史观。如1666年荷兰历史学家霍恩纽斯提出的“古代一中世纪一现代”理论，认为古罗马与古希腊时期为古代，中世纪指“黑暗时期”，文艺复兴后则被定义为现代。随着19世纪末欧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全球扩张，这一理论得以向全世界传播。

——摘编自李友东《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分期问题探讨》

材料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已经成为帝国宰相的俾斯麦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调整了德国的外交政策，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有学者称，德国之所以采用大陆政策是因为德意志帝国从一开始就背负着一种法国抵押，“在将来，德国的每一个外交方面的敌人都可以无条件地指望法国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政府选择了拉拢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使之不能复仇的政策来作为基本的外交路线。这一政策被一些学者称为“保守性的和平政策”或“保障和平的政策”。按照俾斯麦自己的话说，“如果法国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必须阻止她找到盟友。只要没有盟友，法国就对我们构不威胁”。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俾斯麦推行上述外交政策。俄、英、奥三国为争夺近东巴尔干地区一直矛盾重重，鉴于这些矛盾，三国都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争取其支持。

1890年俾斯麦下台，德意志帝国在对外战略方面开始改弦易辙，继俾斯麦之后的卡普里维政府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打出了“新路线”的旗帜，在国际战略方面开始滑离俾斯麦所制定的欧洲安全政策的轨道。威廉二世宣称：“巨浪在有力地冲击着我们的国门，并且催促着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换言之，遵循一个世界政策。”1897年12月6日，比洛夫在帝国议会一次涉及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对“世界政策”做了明确解释：“德国人让他们的一个邻国占有陆地，另一个邻国得到海洋，而只给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总之，我们不想将他人挤到阴影中去，但是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