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晚清北京街道受战乱及财政状况恶化影响，长期失于修治，路况脏乱不平，不少人批评道： “道路之污秽不洁、倾仄难行者，以京师为最。”1898年，各国公使知照总理衙门，希望“将京城道路仿照西式，一律修整”，并声称如不亦理，将“自立公会，张议代修，自设巡捕，自收路税。”为避免路权旁落，变法期间，光绪帝谕令征集改造意见，主张西法者认为西式马路是富强的根基，主张古法者担心仿西法改造会扰乱礼制，有违伦理，最终皇帝采取中式石路与租界马路型制相结合。1902年清政府成立内城工巡局， “先修路，后巡捕及公共卫生”。1906年，工巡局合并至民政部下，路政进一步专责化并兼自来水、医院等公共工程。从1904年到1911年，共修整街道82条。修成后时人称道： “城中街道宽广，马路喧闻。近年建筑马路，四方通达，交通之具，旧惟肩舆骡车，近则马车、人力车咸备。文武衙署、大小学堂及王公府地、各国公使馆，错置其间，而市廛亦甚繁盛。”

——摘编自杨剑利《清末北京街道改造的兴起：论争与实践》

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对19世纪的英国工厂制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现代工厂代替了原先的手工工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形成。工厂通过对生产过程、生产效率、原材料的节约进行管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另一方面，资本家“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在劳动纪律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不停止运转，工厂主对于工人进厂、离厂、休息、吃饭的“关心”，比起对工人的生存更加“关心”。工资制度方面，在雇佣劳动下，工人的无酬劳动都被工资所掩盖，这就是资本主义工资制度的欺骗性所在。

——摘编自范漪鑫《论<资本论>对19世纪英国工厂制度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光绪皇帝1895年7月19日发布上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

———《光绪朝东华录》

材料二   欲振作，必须自强。欲自强，必须变法。以筹国用、罗人才为始事，以练民兵、开议院为成功……泰西议院之制，以英为最优；有上议院，国家爵命之官也；有下议院，民间公举之绅也……惟兹事体大，须俟十年之后，学校大成，然后开院仿行，以立万世无疆之业。

——陈炽(清末官员，维新派)《上清帝万言书》(该条陈随上述光绪帝上谕同日下发)

材料三   福州船政局1869—1905年所造轮船统计表

——整理自《清末海军史料》

汪：船政局所造船只中有12艘先后编入清朝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甲午战争中随舰队全军覆没。

材料   园随着福州船政局不断扩大规模，船政局的耗费日益增大，而清政府的财政日益匮乏，对船政局的支付日益减少，于是矛盾尖锐了；船政局僚属把船厂当做封建衙门，任人唯亲，船厂人员多“滥竽充数”，“一无所知”。企业矛盾不断激化，福州船政局于1907年全面停产。

——摘编自夏东元《洋务运动史》

材料   事实上，五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的进程可概分为三个阶段：夏商周“三代”酋邦制及宗法封建的松散统一、秦汉以降郡县制“中国一统”和元明清“华夷一统”。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既有汉族及其先进文明的基础性贡献和积极进取，又有诸兄弟民族的文明基因增益和历史主动性。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顺应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且用行动昭示：汉族与其他兄弟民族携手创造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携手推动缔造多民族复合共同体之“巨大中国”。由是，“古代华夏渐渐成了近世中国”。

——摘编自李治安《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

材料     

史料一     “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书》

史料二     “物物皆是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诵《诗》《书》，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复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盖非一端而已也。”

——《遗书》

史料三        “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传习录》

材料一   在普通人的思想观念里，社会生活一般是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日常消费、人际交往、婚丧嫁娶、两性伦理、休闲娱乐、旅游观光、民俗风情、宗教信仰、流行时尚、网络信息、医疗救治等。

材料二   经济就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这一概念微观指一个家庭的财产管理，宏观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这一动态整体中，生产是基础，消费是终点。

材料   胡光墉破产案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胡光墉进入左宗棠幕府，为左氏办理军需后勤，兼办洋务。1876年，左宗棠西征新疆，胡光墉为左氏筹借巨额洋款被朝廷嘉许，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后来，胡光墉依仗与左氏的关系，在东南各省开设钱庄和票号，甚至经营当时私人票号被禁止的官款业务。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加上中越边境紧张，胡光墉的阜康票号因挤兑风波而倒闭，紧随而来的是官款索赔问题。清政府谕令左宗棠查办阜康官亏案。左宗棠虽与胡光墉私交甚密，但因阜康票号官亏案牵涉事大，并没有对其偏袒。按制，亏空的款项由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抵偿亏损的公款即可。

本以为此案就此结案。然而，陕督谭钟麟质疑胡光墉在西征借款中存在“不当得利”，由此牵涉出户部清算胡光墉历史经济问题的两大案件。第一、华商股份案。西征筹饷过程中，胡光墉按章设立乾泰公司，共筹集350万两，其中汇丰银行和华商各认股175万两。胡光墉被质疑华商股份为其隐形资产。左宗棠认为“华商股内实有洋行伙友附股”，肯定胡光墉“并无股份”，并有债票为据。而户部阎敬铭认为胡氏“出身市侩，积惯架空罔利”。1884年7月，户部在无确切证据的前提下，凭借权力认定华商股份是胡氏隐形资产，并强行追索15万两。第二、行用水脚银案。行用水脚银是胡光墉经手西征借款因公报销的相关费用。此费符合清政府默许的“援案开报”、汇单奏销的惯例。户部对此提出质疑，认定行用水脚等106784两皆为胡光墉“擅扣滥支”之款。左宗棠等人回应了户部的相关质疑，称水脚银“驻鄂粮台有案可查，非胡革道所能掩饰”。曾国荃称报销依据并非户部标准，而是“轮船之定章，特数目多寡之间有不可概论耳”。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清政府谕令浙江省从胡氏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凑齐106784两，于闰五月以前解交甘肃粮台应用。

胡光墉资金周转失灵，又受外商排挤，被迫贱卖资产。最终，胡光墉被革职抄家，郁郁而终。

——摘编自牛澎涛《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审理》

材料一   赫梯人是古代印欧人的一支。公元前19—前18世纪，赫梯人从半游牧半农耕的状态进入到定居、建设城邦和建立王权国家的阶段。大约在公元前1595年，国王穆尔什里一世率领军队洗劫了巴比伦城。此事在古巴比伦人的编年史中只是轻描淡写，而赫梯人在文献中写道：“他远征巴比伦，征服了巴比伦城，并且打败了胡里特人。他把俘虏和战利品带回（首都）哈图沙。”

赫梯人的法的思想体现在诉讼文献、训诫文献、祷文和政令等文献之中。赫梯法典在传承、修改过程中，量刑趋于缓和，刑罚趋于减轻，最终留下了200条。

赫梯人是创造文明的主体，但不是唯一创造者。土著的哈梯人从事农业、冶铁等手工业生产，并主持宗教生活。来自两河流域的专门人才在文字、语言、医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叙利亚等地的经济文化成就也通过商贸往来得以传入。赫梯人掌握了楔形文字的书写方法，使用的象形文字完全不同于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

约公元前1200年左右，赫梯王国受“海上民族”的冲击而崩溃，赫梯文明从此“失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家才使赫梯文明“重见天日”。

——摘编自李政《赫梯文明研究》

材料二   出土的赫梯人泥板文书的内容包括：（a）一系列的王室《年代记》，叙事性地记载了国王的军事功绩；（b）国王和外国统治者以及臣属统治者之间签订的条约；（c）国王（有时是王室成员）外国统治者、臣属统治者和高官之间的往来信件；寅布王位继承等事项的敕令或公告；（e）节日文献，阐述了很多年度敬神庆典中要遵循的程序——也告诉我们很多赫梯人的宴会和娱乐活动；（f）200条赫梯法典的副本，它告诉我们当时社会的罪行与处罚，包括婚姻、农业和商业等条款；（g）传说和神话文献，有些源于赫梯人之前的安纳托利亚居民，有些源自相邻的其他居民。

——摘编自【澳】特雷弗·布赖斯《安纳托利亚勇士：赫梯人简史〉

1950年9月29日，美军进抵三八线，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朝鲜决定请求中国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10月4日至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出兵援朝问题。

有一些人提出出兵援朝的诸多困难，如“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差”、“国民党留下的众多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还没有肃清”、“新中国迫切需要医治战争创伤”等。彭德怀却表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顾虑，这些顾虑都是可能发生的。另外一条就是我们应该在朝鲜争取反美胜利，应该给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头子一个打击，把它的气焰打下去。”

——摘编自郭志刚、齐德学《抗美援朝记》

黄宗羲将历史上赋役制度存在的弊端概括为“三害”。第一是“积累莫返之害”，即赋役制度每经过一次变革，都导致赋役的一步步加重，一直到积重难返的程度；第二是“所税非所出之害”，即田赋由征实物改为征银钱，而银钱又非农业之所出，在商人的中间盘剥之下，必然加重纳税者的负担；第三是“田土无等第之害”，即不分土地的肥瘠，按同一标准征收赋税，导致赋税负担不均。其中第一“害”——“积累莫返之害”，揭示了农民赋役负担变动的规律。数千年来，每进行一次赋役制度改革，就催生出一批新的杂派，而民户赋税负担也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归并式改革中一步一步地沉重起来。现代史家将这一规律称为“黄宗羲定律”。

——据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