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下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中国青年》第126期封面，1926年6月出版，封面是丰子恺的画。画中一个青年战士骑在一匹战马上，意气风发，挽弓搭箭，准备发射。这幅画取材于历史上“射塔矢志”的故事。史书记载：唐代，青年将领南霁云突出敌军包围，向贺兰进明求救。贺兰不肯出师相救，但欣赏南霁云之壮勇，“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面对美食，还有席前的美女歌舞，南霁云厉声说道：“此矢所以志也。”这幅画从《中国青年》第126期到第146期，整整刊登了二十一期。
——摘编自刘一丁《中国新闻漫画》
提取材料中的图文信息，结合中国近代史，简要评析《中国青年》杂志连续以丰子恺这幅画作为封面的现象。（要求：评述合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项之陵，其气节岳然若万初之壁……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吠影吠声以丑低之，无异于元枯、绍兴之时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荆公兴举民政、财政，其条目班班可考，其本意无一不出于利民……易征摇之性质为赋税之性质，以财产之高下列为等第，富者所征较重，贫者所征愈微，其尤贫者，则尽豁免之。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西洋诸立宪之国所犹未能行者也。……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摘编自梁启超《王荆公传》(1908年)
请简要评析梁启超在《王荆公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补，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本届江浙沙宁船不敷，应请以商船分运，以补沙宁之不足。将来米数愈增，可无缺船之患。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章，准商等借领二十万缗，以作设局商本，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若从此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於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
——清史稿·志·一百五十
请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评析李鸿章之建议。永乐十八年（1420），紫禁城工程基本竣工，一朵建筑奇葩终于盛开在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这座辉煌的宫殿，不仅气势磅礴，精美绝伦，同时还巧妙的蕴含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宫殿设计所蕴含的礼制规范更是超乎想象，从台阶数量到大殿的尺寸，甚至小到一颗门钉，都不是随意安放。紫禁城，一直成为国人的目光聚焦之所在，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枢。之后近六百年中，除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这20余年外，这里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今天，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家禁地，而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已经成为两千多万人口共同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
——摘编自纪录片《中国通史》解说词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析明清“紫禁城（故宫）”之价值。材料 宋神宗年间，山东的女子阿云在为母服丧期间，被叔叔许配给了丑陋的韦大。阿云因不满这门婚事，趁韦大熟睡时连砍他十几刀，但只砍断了他的一根手指。县衙很快将阿云拿住，阿云承认凶手就是自己。于是县衙裁定阿云犯十恶重罪之一的“妻杀夫”罪名，判阿云斩刑。该案呈送州衙后，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发生在为母服丧期间，属无效婚姻，因此阿云的行为不属于“妻杀夫”，而是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罪行，且阿云有自首情节，应当判处流刑。大理寺、审刑院及刑部经讨论后，认为阿云的行为应以“谋杀已伤”罪名处理，故判处阿云绞刑，而不是流刑。许遵不服，便奏请皇帝裁决。宋神宗支持许遵，下旨免了阿云的死罪。但圣旨被大理寺驳回，宋神宗只得将此案交由大臣讨论。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谋杀的主观恶性极大，这种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行为不可允许自首；而且阿云最初是没有自首的，直到被官府拿获后才招供，司马光认为此种行为称不上自首。因此，司马光坚持按照《宋刑统》判处阿云绞刑。在司马光看来，如果轻饶阿云，那么尊卑、规矩将成为一纸空谈。翰林学士王安石则支持许遵，他认为司法判决应当就事论事，阿云属于“只谋未杀”，所以罪不至死。王安石提出，“因盗伤人”的罪名要重于“谋杀伤人”的罪名，连前者都允许自首，后者也可推知应该允许自首。同时，王安石认为有司的职责仅限于适用法律，至于有争议之处应由皇帝定夺；如果任由有司超越立法原意、舍法而论罪，则百姓对法律的稳定性预期会被打破，致使“人无所措手足”。百官对此案的看法莫衷一是，最终，宋神宗经过权衡，选择了王安石的意见，判处阿云流放。
——摘编自袁易鑫《宋阿云之狱》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神宗年间的阿云案的判决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历史思维，以大历史观视野，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作出的原创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对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创造性升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构成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和历史担当。只有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才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才能推动历史车轮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
——焦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根据材料，结合世界史相关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说明：可以任选一角度，也可以从材料的整体出发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 对于工业革命的起点，学术界曾有两种观点比较流行。一种是汤因比的观点，他将1760年代定为工业革命的起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另一种观点关注1780年代，罗斯托等学者持有这种观点。但目前更多学者将起点视为更为模糊的时段，他们将18世纪中期作为工业革命的开端。
历史发展往往是一个变革与延续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结合18世纪英国历史的重大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述充分）；材料
中国和罗马帝国处于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它们使丝绸之路东西贯通成为可能。然而，限于古代的交通条件和人们对彼此认知的匮乏，鲜见双方的直接交往。但这并不能否定双方直接或间接进行商品交换的可能，双方的商人或使节也都曾有直接到达对方国家的尝试，即使这些尝试都没有使双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从陆路上看，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通过贵霜和帕提亚等国家的中介，传送至罗马帝国境内；从海路上看，罗马帝国与印度的海上直航、中国与印度的海上交往，奠定了以印度为中转地，中国与罗马为东西两端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基础。
——摘编自杨巨平《古国文明与丝绸之路》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丝路贸易在罗马帝国早期的发展情况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刘祚昌先生）对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内容和编写方法做了实质性的改进，使以往干巴巴的世界史变成了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活生生的历史。其概要如下：
教材编写方法 | 教材的内容 |
| 采取了整体史学的宏观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站在全人类的大视角，对世界历史进行纵横交错的宏观把握。 | 改变了以往世界史只注重政治、经济史的做法，增加了社会史的内容。 |
| 加强了对近代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研究力度。 | |
| 重视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研究。 | |
| 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等。 |
——摘编自陈海宏、吴倩《刘祚昌先生的世界史研究》
请对刘祚昌先生关于世界近代史教材编写的观点进行评析。（说明：可以在“教材编写方法”或“教材的内容”中任选角度，也可以从材料的整体角度出发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1891年入主船山书院。他曾言“书院之敝，在于师欲束修，弟贪膏火，未知谁始图利，而上下竞于锥刀，市道不如，徒坏心术”，并曾针对此病作谕戒饬。他严肃学规，以经、史、词章之实学教化诸生，讲授经世之学。在他苦心经营之下，船山书院成为当时湖南一处颇有名气的书院。维新运动期间，他针对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致信广东学政张百熙，言康有为奏折“徒以危言激论声动当时”，其后果是致使各地书院随风盲动。他认为当是时应“端根本，定国是”。
王先谦（1842—1918），湖南长沙人，1894—1903年主持长沙岳麓书院。1897年，湖南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王先谦对此颇为赞赏。他认为时务学堂是湖南一处具有先期示范性的新式学堂，也是湖南书院改制所能依据的样板。他发布改章手谕，在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将课程分为经学、史学、掌故、算学、方言（外语）五门。然而，1898年，王先谦等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湘绅公呈》，曰：“至于中学，所以为教本有康庄大道，无取凿险缱幽。梁启超……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为之乘风扬波，肆为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在王先谦影响下，岳麓书院坚决将有关民主、平等的新学内容拒之门外。
1903年，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王先谦言“（高等学堂）规制甚宏，学科完备，洵为前时所未及，惟历代先贤之遗蹟就此沦淹，士林惜之”。1905年，王闿运对外声言书院亦当改章，给人制造书院改制的印象；在书院内部略定日课，就课程稍做调整，以附改制之说，而经、史词章的总体教学内容和思路则始终秉持。1915年，船山书院再也无法维持，改为船山存古学堂。
——摘编自李赫亚《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书院改制进程中的分歧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