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军政”结束，进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的“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强力推行“以党治国”，遭到了社会人士的批评。

1929年，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中国社会严重缺乏人权，经常侵犯人权的并不是个人或团体，而是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关。胡适要求尽快制定宪法，他强调“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胡适的言论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引起了较大的舆论震动，梁实秋等人著文响应他的呼吁。

国民党内也有人要求“民主”与“法治”。党内元老蔡元培曾致信胡适，称赞其论点“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而一些在党内权力分配中失势的政治派别，更注意利用民间的舆论来反对蒋介石等当权派。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实力派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草草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报纸评论说，“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

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也感觉到有稍变统治方法以消弭反对派的必要性，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但遭到党内另一实权人物胡汉民的坚决反对，演变成“约法之争”。

中国共产党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有一部好宪法，要想畅通实行是不可能的，宪政运动的主题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

——摘编自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

材料：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神圣”（精神信仰）、“安全”（政治稳定）、“繁忙”（经济基础）。……中东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爆炸式城市大发展，但很少有城市取得成功。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本来可以有足够的资金解决城市的人口膨胀问题。而且伊斯兰世界早期以城市为依托的宗教信仰，原本也可以为建设城市的道德秩序提供凝聚力。但即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石油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些城市也没有能够创办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具有世界水平的服务产业，来解决各阶层大批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最终导致贫困不堪的城市居民对极端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感兴趣，包括宗教激进主义，并经常爆发一些反现代主义倾向的暴力运动。

——摘编自【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

材料   街上到处都是顾客，他们购买来自斯里兰卡的珍珠项链，佩戴着由非洲象牙雕刻而成的装饰品，使用添加了稳定剂（来自中国西藏和索马里）的香水、由波罗的海的琥珀制成的小瓶子，以及各式各样的沉香木家具。空气中弥漫着外国熏香的气味。附近的一家商店出售着价格昂贵、工艺精巧的产品。你来到朋友家做客，她会端给你一杯散发着独特香味的冷饮。这家人炫耀着他们新买的东西：一张由爪哇檀香木制成的精致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只雕工精湛的犀牛角。屋里的许多小摆设看上去都是进口的，彰显着你朋友的国际化品位。这座城市与遥远的地方有着许多联系，听起来像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但这就是公元1000年中国城市泉州的样子。

——摘编自（美）韩森《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

戴高乐的“独立外交”

材料一   我的计划在于把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的指挥下所奉行的欧洲一体化中摆脱出来，但不是脱离我认为应该保持可以作为最后防御手段的大西洋联盟；在于同每个东方集团的国家——首先同俄国（苏联）——建立缓和国际局势的关系，然后建立谅解和合作的关系，一旦时机到来，对中国也是如此；最后在于建立这样一支核力量，使任何国家要是攻击我们的话，它自己就会遭到可怕的打击。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要一步步地走下去，每个阶段都要和总的趋势合拍，同时要照顾到法国的传统友谊。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一卷《复兴（1958-1962）》

材料二   1959年，戴高乐陆续将原驻北约的军事力量撤回。

1960年，法国成功试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核垄断，跻身核大国行列。

1963年，戴高乐与阿登纳签署《法德合作条约》，规定“两国首脑和外交部长将定期举行会议，两国在作出任何重要决定之前，法德政府应就有关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以便协调法德在欧洲共同体内的政策和对一般国际事务的政策”。

1964年，法国冲破西方世界的重重阻力，毅然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

同年，戴高乐遍访拉美10国，发表50余篇演说，在美国的“后院”抨击美国霸权主义，号召拉美维护民族独立。

1965年，法国与美国展开了货币战，公开主张放弃金汇兑本位制，恢复金本位制。

1966年，戴高乐访问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发表联合声明，宣告“欧洲问题首先应该在欧洲范围内讨论”“使欧洲所有国家间的关系正常化，然后在尊重每个国家的独立和不干涉它们内政的条件下逐步发展相互关系。”

同年，法国退出北约，实现全面防务自主。

1967年，被下了逐客令的美国和北约军队全部撤出法国。

——武进《独立外交与大国地位——戴高乐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分析》等

材料   汉景帝时期, 黄老学者黄生与儒学博士辕固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而王,还是以臣弑君?辕固生认为:“汤武除桀纣,不是以臣弑君,而是受天命而王。桀纣暴虐无道,天下百姓已不再拥戴,而汤武正是顺应百姓心愿而讨伐桀纣的,百姓一心归附汤武而不愿受桀纣的统治,汤武不得已才立为君王,这不是受天命而王是什么?”黄生则反对说:“帽子虽破终究戴在头上,鞋子虽新毕竟踩在脚下,原因就是上下等级的区别。桀纣虽然暴虐无道，终归是君王,汤武虽然圣贤,仍然是臣下。君王有了过失,臣下不能直言进谏以使天子改过,反而因为他有过失而诛杀,这不是弑君是什么?”辕固生反驳说:“要像你说的那样,高皇帝伐无道诛暴秦而成为天子,也是不对的了?”汉景帝出面说:“吃马肉不吃马肝(古人认为马肝有毒),不算是不知道肉的味道;学者不争辩汤武之事,不能算是愚昧无知。”汉景帝的母亲也是当时实际掌权者窦太后,听说辕固生同黄生争辩“汤武革命”后异常愤怒,将辕固生关押。

——摘编自栾保群《霸王道杂之与汉初的儒道之争》

材料   民国初年吉林省议会弹劾都督案始末

——据李万彦《民国初年吉林省议会弹劾都督案》

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中世纪晚期危机”是对14—15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饥荒、瘟疫、战争及其导致的人口减少、经济停滞、政治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概括。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世纪晚期危机”成为西欧中世纪史的重要研究主题，形成了两大主流解释模式。第一种是“衰落论”：通过探寻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是西欧社会相对于中世纪盛期的衰落；第二种是“转型论”：通过探讨危机的影响，认为中世纪晚期危机推动了西欧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