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对19世纪的英国工厂制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现代工厂代替了原先的手工工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形成。工厂通过对生产过程、生产效率、原材料的节约进行管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另一方面，资本家“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在劳动纪律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不停止运转，工厂主对于工人进厂、离厂、休息、吃饭的“关心”，比起对工人的生存更加“关心”。工资制度方面，在雇佣劳动下，工人的无酬劳动都被工资所掩盖，这就是资本主义工资制度的欺骗性所在。

——摘编自范漪鑫《论<资本论>对19世纪英国工厂制度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域外中华文化起源说

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以前，域外关于中国文化起源之说，主要通过文字语言等方面的异同比较论证中国文明源自外来。传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拉克伯里的“西来说”。1894年，拉氏认为：“整个中国文明只不过是巴比伦文明的退化模仿”。多数学人“骇其说之新奇，先后从风”。五四之后，拉氏西来说受到民国学人的质疑、批判，并与20世纪30年代逐渐消失。

1921年，外国人安特生开始在河南仰韶进行考古发掘。通过比较仰韶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纹饰后，安氏认为：“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等着采之陶器，当由西来”。对此，民国知识界虽有所指摘和质疑，但其学术影响深巨，国人多有肯定和赞赏。1926年，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挖掘。基于此次挖掘，李济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实发源于西方。”……30年代末之后，对安氏的质疑与批判则成为普遍之势。

3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者相继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等地组织考古发掘，出土了中国以外地区所不存在的史前时代之遗物，这昭示着中国存在一个不同于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古老文化。由此域外学者逐渐放弃了纯粹的“西来说”，转而多采“渗入说”或“影响说”。而此时期，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之本土说成为当时我国学界的主流议题。

——摘编自吴原元《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及启示》

材料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对农业体制改革进行了“修补”，但整个农业体制并无大改。在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改革走向停滞的状况下，加上集体农庄对农民的保护，苏联农民已然习惯依附于集体农庄制度，对改革亦不感兴趣。同时期的中国，由于“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也让中国农民自发地成为改革的推动者，·······中国农业体制的变化打破了以往集体统一经营的方式，以此为起点，逐渐走上了一条成功的渐进改革之路。

——摘编自赵健《20世纪70-80年代中苏农业体制比较研究》

马甲：我曾驮着商人们出发，走出玉门关，一路向西。骆驼大哥负责驮着沉重的货物——丝绸、瓷器、茶叶……我们要去很多五光十色的都市，在那里用丝绸交换香料，用瓷器交换海珠，用茶叶交换药材，然后满载而归。

马乙：我跟随李世民（唐太宗）平定了天下，打下唐朝的江山基业。我驮着玄奘法师渡过汹涌的大河，跨过山巅，飞越云端，陪他在孤独的夜晚听风听雨。皇宫里最受皇帝宠爱的，除了我就要数美丽的杨贵妃了。我们一起踏青、赏花、打猎、舞蹈，连大诗人李白都被贵妃的雍容气度折服。

马丙：即使是乡下的读书郎，只要考试成绩好，就可以骑着我，戴上大红花，得意扬扬地去朝中做官。我喜欢和这些宋朝的读书人一同出游，去看山外青山楼外楼。

马丁：孩子们总是活力满满，天真烂漫，跟他们玩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是孩子们最心爱的玩具。就这样跑啊，跑啊，孩子们长大了。他们拥有了更强的力量，去驾驭更快的速度。当一种名叫“汽车”的东西轰隆隆地来到我面前时，我知道，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材料

盐铁专营应不应废止？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霍光以昭帝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贤良方正所选拔出的人才）六十余人，就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营政策，进行全面总结辩论。贤良文学一方认为：“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椎，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并指出“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质劣）……盐铁贾责，百姓不便”。他们还认为盐铁专营吸引了大量商贾为官，权与势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田连阡陌”的局面。

桑弘羊一方则认为：盐铁归之于民，“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如此发展，则会形成“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悲而田宗强”的局面。他们进一步指出：“先帝（武帝）哀边人之久患，……故兴盐、铁……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

——摘编自桓宽《盐铁论》

材料   安德鲁·罗伯茨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认为落后的中国在那场高度机械化战争中贡献不大，对于中国战场几乎是一笔带过。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40章中关于太平洋和远东战争仅有寥寥5章。丘吉尔密友马丁·吉尔伯特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52章中仅有3—4章提及东方战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的11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关于远东地区内容仅有1卷，但该套丛书对于战况不甚激烈的中东战场乃至于战时中立国，却各有独立1卷加以叙述。号称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所著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在长达12卷的回忆当中，仅将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汇编为《日本的猛攻》1卷，对中国战场视而不见。即使是拉纳·米特所著《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一书对中国战场的关注也仅仅限于淞沪会战、豫湘桂战役等少数几个战役。

被《伦敦时报》誉为“一本迄今为止描写‘二战’史最好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开始的标志，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视为其全面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史学界）大多将中国战场作为太平洋战场的从属战场。服部卓四郎的《太平洋战争全史》刻意淡化中国战场价值，将日军在华视作太平洋战场的组成部分，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军击败视为其战败的主要原因。美海军陆战队弗兰克·霍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争夺战》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太平洋战场反攻阶段美军从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冲绳岛最后一战的战斗历程，似乎东方战场只由太平洋战场单独构成。

——摘编自王安中《正确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东方主战场地位》

材料   1935年10月，意大利不宣而战，发动全面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甫抵陕北，毛泽东即预言“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走向大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毛泽东认为接下来就是希特勒同各大国打，而且确定无疑。“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

1938年3月，德国侵吞奥地利。同年10月，毛泽东明确地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法西斯国家，另一类则是民主国家。他再次预言“世界一定会打更大规模的战争”。

——摘编自王树林《毛泽东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