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故宫博物院革命性改造

——摘编自徐玲《1949-1961年故宫博物院革命性改造的历史考察》

材料   1886年，从日本舶来的“东洋车”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由于不需要什么技术，大量农民进城拉洋车。调查显示，到1924年时，北京有20%的人的生活离不开人力车。北京本有深厚的行会传统和基础，但人力车夫却长期没有行会。车夫与老板的矛盾都局限在个人层面，没有上升到阶层的层面。当有轨电车开进上海、天津，并开始向北京进发时，遭到“人力车”从业人员的激烈反对。1929年，以人力车夫为主的“旧行业”与电车工会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此前人力车夫常被社会视为流痞一类，而这次公开的集体行动、集体反抗，使社会开始正视他们。中国共产党也重新重视起在北京人力车夫中的组织动员工作，不久就大见成效。

——摘编自雷颐《北京人力车夫与中国现代性转型》

材料   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认可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法人地位，正式授予其皇家特许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创立初期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组织，主要从事着英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在其特许状的规范之下，该公司逐渐垄断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贸易，并成为英国在亚洲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依托。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提出要在“领土霸权的基础上”保卫公司的“商业霸权”，这意味着争取建立殖民领地已经成为与追求商业扩展平行的目标。17世纪末，英国政府颁发的特许状对该公司的这种行为予以认可，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逐渐演变为一个集商业、政治、军事和司法四合一体的政商机构。此后，随着行政权力的急剧膨胀，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渐掌控了印度所有的财富，公司的敌人已经不再是同它竞争的公司了，而是“同它竞争的英国大臣和国家了”。这种情况的出现迫使英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对该公司的态度，英国议会通过了多个有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别法案，限制和剥夺了其政治经济特权。到18世纪晚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沦为英国政府对印度事务进行日常管理的机构。

——摘编自汪定华《近代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变迁以对特许状的解读为基础》等

材料 湖南境内苗、侗、瑶等民族广泛分布于各府县。随着江南不断开发，汉族不断扩张，少数民族逐渐被挤压至边远山区。由于缺少足够的生存资源，加上对汉族的仇视，少数民族不时下山劫掠，单靠军队防苗很不现实的，苗患府县必须学会自卫。因而尚武之风生焉，强悍、好勇健斗逐渐成为居民社会心理的组成部分。

清代湖南原本每一宗族都有一定的分布区域，随着外来移民的不断迁入，加上已有居民的不断繁衍，人口越来越密集，这些分布区域不断发生重叠，于是争夺资源，保护既得利益对每一宗族的生存有特殊的意义。当时宗族之间争夺土地等生存资源的主要方式是以坟地或其他宗族公地为借口，而这种方式必须动员起全宗族的力量共同参与，否则就是师出无名，名不正而言不顺。清代宗族矛盾不时引发械斗等流血事件，为了在争夺中获胜，宗族内部必须团结一致，同时还要有自己的战斗力量，方能有自存的机会。因此，宗族间资源争夺培养了湖南土客居民的危机意识，有助于好勇健斗之民风的形成。

湖南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沿河、湖一带土壤肥沃，被誉为“鱼稻之乡”，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经历明末清初战乱，湖南人口锐减，存在大量的无主荒地，人民生活尚称富足。摊丁入亩之后，湖南人口急剧增加，到道光年间，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迅速尖锐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而生。为了获取生活资源，农民不得不向山求地，与水争地。故拥有土地者为卫土而敢斗，未得者为求地而多争。

这种强悍之风，正是组织强大军队所需要的，只要有恰当的时机，就可以在安邦定国大业中和强大的威力。如果没有这个强悍、好勇健斗的民风，无湘不成军的奇迹是创造不出的。咸同间中国社会的动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时政府军无能已极，地方不得不依靠自我防卫才能免于战火。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湖南知识分子对此加以引导，实现了知识分子与下层人民的结合，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实现了湖南的崛起。

                                                                             ——摘编自毛继华《人口与近代湖南崛起》

材料   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角度，考察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把李鸿章与左宗棠之争定义为“剿夷与抚夷之争”“防日与防俄之争”，认为当时国内已是“兵疲力尽”，无力顾及新疆，更无力经营新疆；把收复新疆归因于“左宗棠运气好”。他盛赞李鸿章的海防主张，对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之不以为然。1944年，萧一山在其《清代史》则更多的是批评李鸿章不该随便放弃新疆，赞扬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见识宏远，议论激昂”。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卢凤阁的《左文襄公征西史略》也都把海防与塞防之争和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壮举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爱国之举。

20世纪70年代，海防与塞防之争被史学界定性为淮系和湘系集团的利益之争。1976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稿》可谓此论的集大成者。在“利益之争”中，李鸿章是卖国贼，但左宗棠也不是爱国者。

1987年杨策发表《论所谓的海防塞防之争》一文，认为李鸿章主张暂时放弃新疆与左宗棠主张立即收复新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主张，其终极目标都是维护国家安全。1988年黄顺力发表《重议海塞防之争》，认为海塞防之争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因防务问题所引起的策略之争（即“策略之争说”）。1990年杨光楣也认为，双方“都具有抵御外侮的意义，出发点都是爱国的”，“它仅仅是一般认识上、策略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此后“策略之争说”逐渐占了上风，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摘编自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