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贵人饮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 | （唐）刘禹锡 《马嵬行》 |
| 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 | （五代）刘昫等 《旧唐书》 |
| 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 |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
| A．《马嵬行》选材来自传说，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 |
| B．《资治通鉴》较多细节描写，还原了杨贵妃之死的真相 |
| C．《资治通鉴》成书晚于《旧唐书》，故可信度相对较低 |
| D．《旧唐书》《资治通鉴》作为史料，应注意作者的立场 |
| A．西方民主影响力降低 | B．近代思想广泛传播 |
| C．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 | D．无产阶级力量壮大 |
材料一（铜钱、铁路）此两事大有利于彼,有大害于我,而铁路比铜钱尤甚。臣与总理衙门尝论及之。各省官民皆以为不便,洋人贪利无厌,志在必行。数年以来,总未得逞，固由内外通商衙门合力坚拒,彼亦明知民情不感,势难强迫也。换约时若再议及,只有仍执前说,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碍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
——李鸿章《筹办夷务始末）（1866年）
材料二或又谓铁路一开,则中国之年车夫贩竖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滋事端。不知英国初造铁路时,亦有虑夺民生计者,未几而傍路之要镇以车马营生者且倍于蓑日。盖铁路几临大道,而州县乡镇之精僻者,其送客运货仍赖马车、民夫,铁路之市易既繁,夫车亦固之增众。至若火车盛行,则有驾驶之人,有修路之工,有巡瞭之丁,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杂役,月赋工糈,皆足以仰俯事言,其稍饶于财者,则可以增设旅店,广买股份,坐权子母,故有铁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当不下数十万人。况煤铁等矿由此大开。贫民之自食其力更是不可腹计。此皆扩民生计之明证也。或又谓民间田庐、坟墓有碍必多阻挠。不知官道宽广，铁路所经过不过丈余之地，于田庐、坟墓尚不相妨。即遇官道稍窄之处，亦必买地优给价值;当坟墓道者,不难稍纡折以避之。
——李鸿章《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初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
材料中李鸿章对修铁路的说法前后有什么不同?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其原因。
| A．人文主义是薄伽丘首先提出的 | B．人文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彰显人性 |
| C．人的天性是不加约束的自由 | D．文艺复兴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开端 |
材料一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 摘编自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材料二 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砺如蔬，而中酒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中国传统文化长于统整，几千年来演成以儒家为主干而整合道释的中国精神文明之结晶体。而源于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的西洋文化则自古以来难以统一，文艺复兴以后更是众说纷杂。新文化运动迎西学而弃传统，复对纷杂片断之近代西洋文化忽迎忽弃，改宗倏忽而无所适从。这种传统价值资源毁弃无遣而输入价值又恍惚而无所守的局面，可谓“精神界之破产”。
——摘编自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材料三 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侮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摘编自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1)根据材料一，指出蔡元培新教育主张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分析新文化运动是否是中国“精神界之破产”。
(3)根据材料三，指出陈独秀的根本目的。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