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初承袭的是晚唐 五代藩镇—支郡—县的政区统辖模式,藩镇之长官节度使是事实上的高层政区首脑。太祖立国之初，即罢诸强藩典中央之兵,次则集天下精兵于京师，以削弱藩镇之力量。太宗时所有统县政区都直属中央。取消高层政区的后果,是中央难以因地制宜地处理数以百计的统县政区的行政事务,中央政策在地方之执行又缺乏有效监督。此后，转运使成为高层地方行政组织。

——摘编自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二   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 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材料“1954年9月20日下午5点55分，我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资料组的工作人。员，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许崇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有投票箱，也有监票人，并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举手投票。当宣布完对宪法的表决结果：投票数1197张，同意票1197张，大家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我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位研究宪法50多年的学者说：“制定宪法是一国大事。”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宪工作，带头起草宪法的条文。从高级干部扩展到全民，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全民讨论进行了3个月，参加讨论的人有1亿5千多万，最后由宪法起草委员会整理的意见共138万条

许崇德说：“我能理解那个时代老百姓参与宪法讨论的热情。在前清、北洋军阀时期，还有蒋介石时代，统治者自娱自乐的立宪把戏，中国老百姓看多了。1954年，百姓以当家做主的主人翁责任感，来参与制定一部真正人民自己的宪法，怎么能不激动？”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中国百年宪政之路回顾：从君主立宪到人民宪政》

材料一   运河在宋金年间，因黄河决口，下游"夺淮入海"等原因变得残破不堪，需要寻找南北直通的运河路线。元代开通的京杭大运河只有山东会通河是新开凿的，其他各段在元代以前多有旧迹可循。山东段工程共分为两段进行，一是开挖济州河，二是开通会通河。工程于1289年完工，标志着京杭大运河的全面贯通。至此，京杭大运河自江淮北上，进入山东后，循山东西部穿越鲁西平原，过德州入直隶，济宁、临清、聊城等新兴市镇迅速崛起。运河持续了五百多年的畅通。

——摘编自朱汉明《京杭大运河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材料二   胶济铁路通车前，山东内陆交通以运河为主，以独轮车、大车和牲畜为主，极大地限制了货物流转，影响山东经济的发展。1898年德国同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铁路。1899年9月德国开始修筑胶济铁路，到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青岛、济南、潍县等沿线城市迅速崛起。这是山东境内的第一条铁路，它的建成通车，对山东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朱以清《胶济铁路影响下的近代山东经济变迁》

材料   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间文化交流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文化交流变成了作为落后一方的中国向作为先进一方的欧洲学习的进程。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列强对中国侵略和中国反侵略这样尖锐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就中国方面而言，就不简单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政治危机、救亡图存而向对手学习。随着对于救国方案探讨的深入，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于欧洲文化的注意力，渐渐便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

——摘编自林延清、丁伟志《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

卫生与健康关系百姓生活和社会稳定。

材料一   明代处于中国历史上第四个气候寒冷期，后期异常干旱。入境外国人士的增加，使我国从未有过的传染病也开始流行。1408至1644年间，各地发生的大瘟疫达26次之多。瘟疫等传染病的流行，促使瘟病学说得到发展。中医内科理论建立在《伤寒论》之上，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里记载了瘟病的传染性特征。宋元以来，医家从论症、治法方面对伤寒与瘟病加以区别。明清之际吴有性著《瘟疫论》，提出“戾气说”，认为瘟病是戾气所致，由口鼻传入，进而指出戾气有不同类型，并能产生不同疫病。经过清代名医叶桂、薛雪等人的努力，瘟病学说逐渐建立起体系。

材料二

材料三   1952年，毛泽东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各地掀起群众性卫生运动的高潮，并成立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78年后，各项工作逐渐恢复。除了创建卫生城镇，1987年，中央爱卫会还倡议讲文明、讲卫生、讲道德，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2015年，习近平就“厕所革命”和文明旅游做出批示，要求推动我国旅游业迈上新台阶。

材料一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派遣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虽为忧患、徘徊的有志青年提供了一条“出路”，但同时也在提醒着他们民族国家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耻辱感。一代留美学子既深知吾国的现实窘境，也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既有依赖、留恋，又有排斥、纠结；对西方异域文明既有向往、渴望，又有怀疑、犹豫。这种汹涌、强烈的冲突与矛盾更进一步激发了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救世情怀，为近代中国留美生投身民族文化复兴事业提供了不竭力量。他们在新旧、中西文化冲突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将个人抱负与民族复兴的使命紧紧捆绑，对异质文化进行了不断调适的宝贵探索

——黄诗敏《近代中国留美生的文化冲突与调适》

材料二   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8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其中153.3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除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中国传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家外，意大利、爱尔兰、韩国、西班牙、阿根廷等也逐渐成为留学人员追捧的热点。到目前，已有109个国家和地区有中国的留学人员。从改革开放后首批访问学者起程赴美的40年来，现在的留学生视野开阔，不仅了解欧美等西方国家，还了解很多其他国家的情况，心态更加自信、更加客观。

——教育部官网《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

材料一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这些团体和机构，性质不一，情况复杂，然而随着工作的进展，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问题的关注由点到面，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最终成效不大。

——摘编自彭大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简要回顾》

材料二   1933年5月12日在《农业调整法》通过时，农业部长华莱士表示，美国“自由的个人主义时代”已经结束，“唯一可以达成长期生产控制的方法，乃是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进行努力。”他还动用政府力量，引导农业生产者与农产品加工者之间签订“市场协议"，使他们在最低限度价格、供求总量等方面达成协议。后来，在他的活动下又争取通过了《土壤保持与作物调配法》《农业信货法》《农场抵押法》《农作物贷款法》等法律，以加强对农民的政策支持。他还建立农业“常平仓”制度，即政府储备粮食以调节粮价。从1932年至1939年，英国农业基本恢复起来，农民的处境得到根本性的好转。

——摘编自王丽.张婵等《论罗斯福的<农业调整法>及农业政策》

材料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人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多,他们构成了乡贤的主体,并逐渐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儒士吕大钩辞官回乡后,制定了《吕氏乡约》,对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友等方面作出规范性的要求。在该乡约的引领下,当时的蓝田地区民风淳朴,甚至关中一代的社会风气也深受其影响。明清时期,无论是朝廷政令在地方上的有效实施还是民间愿望的上达,乡贤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末民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乡贤大量流失,乡村中“营利型”和“掠夺型”经纪横行,乡村民众苦不堪言。正如学者巴林顿・摩尔所说,“所有的隐匿豪杰、不法商人、匪盗之徒以及诸如此类人物都从地下冒了出来,填补因前统治阶级倒台所产生的真空。”总体而言,乡贤在清末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方面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摘编自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