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周礼大司徒》的记载来看，西周时已相当重视人口生养了，所谓“保息六政”中，第一条就是“慈幼”。自春秋战国以来，充足的人口不光是一个文明延续的根本，更是国家赋税徭役与战争实力的保障，因而历代王朝基本都继承了西周鼓励生育的政策，《国语越语》就记录，“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要缴五倍人头税。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初，便发布了《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加强生育风气的引导，动员富人赞助无法娶亲的穷人，将生育的好坏、鳏寡人口的数量，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指标，进行考核；提倡“男子娶寡妇、寡妇再改嫁”这样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体面、女子“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摘编自《贞观元年婚姻诏令考释》等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就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时代的人口观出现了变化。宋代人口总数峰值达到8000余万，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家马端临认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提出了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

到了清末，人口膨胀到4亿之众，社会弊病丛生，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就把太平天国的爆发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极端的、违背情理的人口控制措施，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

——摘编自《文献通考》《汪士铎人口思想研究》等

材料一   自秦以来，关于分材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一直来间断。唐中期柳宗元作《封建论》，对分封制进行了理性而有力的批驳。柳宗元提出“制”和“政”的概念，认为秦灭亡于人怨沸腾的基政，而非郡县这种制度形式。“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周走向天亡是因为诸侯“无君君之心”，而秦“有被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长期以来关于秦朝速亡在于不与诸侯共享天下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分封制不利于中央和国家权力的集中。柳宗元还质疑分封制之下”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这样即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尽管秦始皇废分封、立那县是出于个人自私的打算。是“私其一已之成”，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却是“公天下之端”。针对分封制的维护者仍鼓吹其是“圣人之制”，柳宗元通过对国家的形成的推演，论证了分封制的产生是“人之初"阶段的时代产物，而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同样也“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摘编自刘姗姗《柳宗元国家学说研究》

材料二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问世，他基于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民主国家的命题。在卢梭人民主杖理论的基础上，托克维尔认为人民主权原则是国家制度建构的主导，这一点在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领域都有丰富的体现。例如他分析“联邦的立法机构一参议院和众议院实际上是各州独主原则和国家主权说的调和，这种调和在本质上是为了代表人民主法，体现人民的‘公意’”。美国民主制度的维护最重要的是依靠其“民情”。其一是政教分离，一方面极大地避免救源斗争、社会秩序混乱，另一方面使神职人员虽不担任公职但仍能间接影响政府决策；其二是美国人在移民过程中形成的实践重于理论的认识，并且在这种教育理念下使公民能够具备参与公共管理的能力。

——摘编自何文婷《托克维尔的民主国家观略论》

材料一元末明初,日本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武走私、抢掠骚扰。为防止沿海反叛势力私通倭寇，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罢“太仓黄渡市船司”；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禁海令”，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泉州、明州、广州市舶司。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放开朝贡贺易，仍不准民间出海。而后随倭患海禁愈加严格。隆庆元年（1567年），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开放福建津州府月港，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和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但仍禁止对日本贸易，私自前往以通倭”罪处。隆庆开关使民间海外贸易获得合法地位，东南沿海海外贺易进入新时期。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明朝产品请如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欢迎，致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摘编自《闭关锁国》

材料二斯密从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出发，要求废除一切特权和限制，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应听任个人自由发展，追求自己的利益，同他人自由竞争。这种政策下，政府的职能或君主的义务只有三项：第一，保护本国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也就是建立国防。第二，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保护社会中任何人不受其他人的悔或压迫，保证人民私有对产的安全。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由大社会而不是少数人经营的公共事业及公共设范，服务的对象不是少数人或个别人，而是为了便于实施前两种职能，同时为社会商业发展提供便利、为青少年提供基本教育。总体来说，斯密主张的政府职能是让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保证社会经济运转的正常秩序。对于企业家的经济活动本身，政府没必要也不应加以干涉，应任其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自由竞争。

——摘编自《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忠想的道德哲学基融》

材料一   先秦时期是雏形时期，汉魏晋南北朝是形成时期。南朝梁宗惶《荆荒岁时记》：“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纫。天帝怒，责令归河东，惟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首先织女是一个纺织的女子，且织就的是天上的云锦天衣，以至于没有时间整理容貌。其次天帝赏她的是一门婚姻。嫁娶的对象牵牛郎也是天上的星宿，这是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符合儒家婚姻礼仪。最后二人分离的原因是忘记了自己的神职。因此被罚在天河两旁，只有一年见一次面。荣格说：“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刻进我们的精神构造中……当符合某种特定原型的情景出现时，那个原型就复合过来。”

——摘编自周玉娴《元明清时期牛郎织女文学的传承与嬗变》

材料二   元明清是成熟时期。明代万历中后期，产生了第一部以牛女传说为题材的通俗小说，儒林太仪朱名世编，书林仙源余成章梓《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首先，《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小说全用文言文创作，叙述中多次运用《诗经》、唐诗中的典故，又引入大量作者自己创作的诗文。其次，作为第一部以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传说为题材的小说，作者在情节的取舍、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表现出背离民间传说的倾向，体现了浓重的文人意识。再次，在明代小说的创作中，书坊主们或者展佣下层文人编撰通俗小说，或者出现严重的稿荒时，亲自编撰，对通俗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赵逵夫先生说：《牛郎织女》的传说作为一种文化的潜流，经历了一千年时间中专制思想、门阀观念，以篡夺起家的“政治家”的“文治”之功的挤压、覆盖、歪曲，最后仍然保持着基本的面目浮出水面。这个传说能被文人们写在书上，被艺人们搬上舞台，是民主思想在中国慢慢兴起的结果。

——摘编自周玉娴《元明清时期牛郎织女文学的传承与嬗变》

材料一   西汉承袭了秦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使土地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赋税收入。汉政府表彰累世同居，法律禁止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子孙分门立户，魏晋时期，政府颁布了“户律”，实行编户齐民，将户籍管理法律化。宋朝实行都保制，王安石变法时期又实行保甲制度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宋朝有最为典型的特权户籍"官户”，它可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法等特权。元代以后，工匠被编入专门的户籍叫“匠户”。明代以户帖制与黄册制登记户口，将户口、土地和赋税三者合一。在管理上，明朝实行里甲制，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清朝康熙之后，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被土地所取代，户籍申报编制的经济意义降低。随着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建立，乾隆三十七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淡化了户籍的赋税功能，而强化了政治控制功能。

——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从建立到强化再到改革的演变的历程。户籍制度内涵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异化。“为土地改户籍”、城市户籍含金量不减反增等现象成为制约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人口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制度障碍，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成都市从2003年以来，先后进行5次改革，改革力度大，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改革是采取先改内容再改形式，通过降低入户门槛及其他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顺利实现了二元户籍制度向一元户籍制度的转变，极大的推动了域内人口城镇化进程。成都户籍制度的改革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户籍本原功能，是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创新典范。

——徐茂《人口城镇化视野下的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