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清王朝首先划定了民族之间的活动边界，限制族际人口流动；其次，在户籍管理上实行差别化的户籍制度，一是户籍有普通籍和特别籍之分，把满族、蒙古族等民族归在特别籍内，在特别籍内进行旗籍和藩籍的划分等；在管理体制上区分内外，这个区别有关内、关外之别。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各民族的“自主权”越来越少。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封禁制度，也是清王朝专制的具体体现。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覆盖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但是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以王朝统治服务为根本宗旨，而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念。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三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并说明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清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三，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清王朝首先划定了民族之间的活动边界，限制族际人口流动；其次，在户籍管理上实行差别化的户籍制度，一是户籍有普通籍和特别籍之分，把满族、蒙古族等民族归在特别籍内，在特别籍内进行旗籍和藩籍的划分等；在管理体制上区分内外，这个区别有关内、关外之别。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各民族的“自主权”越来越少。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封禁制度，也是清王朝专制的具体体现。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覆盖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但是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以王朝统治服务为根本宗旨，而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念。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三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民族关系列为第六大关系，又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指出：“为了胜利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一定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各民族团结。”2009年，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还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制度基础等日益深厚牢固。”
——摘编自肖锐《新中国60年民族政策的主线》
材料四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并说明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清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政策的主线，并说明围绕这一主线新中国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4）根据材料四，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
材料 在传统国人的观念中，法律不是一个本于自然正义形成的、有内在逻辑体系的强制性规范体系，而是能预防和解决一切纠纷的公共政治技巧或治理术。这一套技巧，并非是客观、真实、理性、冷峻的科学，而是因事制宜、无微不至的艺术，其核心是儒家思想：倡导尚贤之治，恩法兼施，凡事可以“活动”“找关系”，强调“实用”“实际”“实行”，用伦理的眼光评判衡量一切。“礼所不容，刑之所加”，“法不外乎人情”等等，成了人们共同的观念。
——摘编自张书勤《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系统论述》
结合材料和中国古代史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评述有理有据，史论结合）。
材料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清末‘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他还认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
——摘编自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有关科举制度被废除的观点。（要求：可对观点进行评析，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也较著名。……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 200多年前，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人对中国通过公开考试在平民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极为推崇。
材料三 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前者实质上从旧文化的立场批评或赞赏新文化，后者则用新文化批评或赞赏旧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中国兴起的什么潮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股潮流兴起的国际背景。
（2）依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中国文化中可供欧洲人借鉴的元素。并进一步分析200年前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意义。
（3）请各举一例分别评述材料三提到的“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化倾向。
（4）综合上述材料，反映了中国社会怎样的变迁趋势？
材料一
玉米传入中国路径图
材料二 中国农业发展始终依循两条道路前行，一条以广度开发为主，主要体现在耕地扩展，政策的调整；另一条则为深度开发，主要体现在农业技术的提升、农作物复种制度的出现，以及高产作物的引进。玉米、甘薯未引进之前，南方水稻，北方旱地作物粟、黍、冬小麦以及高粱拥有用地与产量的优势。文献记载玉米种植从“种罕”到“遍艺之”，经历了近百年时间，对明清时期的中国影响深刻，有学者提出康乾盛世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进造就的。至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的统计中，玉米的占地比例如下，甘肃6.5%、广西17.2%、河北15%、黑龙江5.3%、湖北10.7%、湖南3.9%、吉林5.4%、辽宁12.6%、山西5.4%、陕西11.3%、四川13.2%、新疆19.2%，安徽等十四省占地比例很低，几乎视作零。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玉米传入中国的路径，分析对玉米全国性种植影响最大的路径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康乾盛世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进造就的”这一观点。
材料 自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工业革命演讲集》出版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者对工业革命史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学派。
悲观派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代表人物碧翠丝·韦伯认为， “工业革命时期给人以巨大的、残酷的和倒退的体验，人们为此而生活窘迫，流离失所，身心憔悴，幸福不再。工业革命……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革命史学者，感受着战后西方经济的腾飞与福利，得出了“工业革命是现代经济腾飞的起点”这样乐观的结论，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起飞，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式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缓慢渐进说”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史学者对上述两种工业革命的看法持批判态度。代表人物简·德·弗里斯认为，渐进变革的工业革命时代依赖于之前时代的长期准备，应该将1500—1800年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分析。工业革命实际上是1500—1800年经济缓慢增长的一部分，这种缓慢增长主要来自劳动时间与劳动量的增加，和所谓“大工业时代”、技术创新、社会变革没什么关系。
——摘自刘翔鹏《试论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中的任一观点进行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指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评析材料一、二中论点所依据的不同类型史料的具体价值。(2)根据材料一、二、组织整理出清朝士大夫各阶层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反应。
材料一 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在中国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共六幅拼接而成。 由椭圆形主图、四角圆形小图与中文附注文字组成。 主图为世界全图，显示五大洲相对位置，中国居图中心。序言中有“又以地势分舆地为五大洲，曰欧罗巴，曰利未亚（阿非利加），曰亚细亚，曰南北亚墨利加（亚美利加），曰墨瓦蜡泥加（麦哲伦之洲）”等信息。 但由于当时地理学知识有限，图中误将大洋洲和南极洲两片大陆绘为一体。一些士大夫将此图斥为“邪说惑众”，并且攻击说：“直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听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
材料二 考据学在清代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倡汉儒的训诂考订，又称汉学、朴学。又因其主要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其主要内容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入手，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并由此推广到其他书籍。
清代考据学起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治学严谨，提倡汉学，但不泥古，强调通经致用。在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后，始终对汉族抱有严重的戒心，但与元代不同的是：一再标榜所谓的“满汉一体”，编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造成一种重视文化的假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考据之学遂盛。 而乾嘉考据学派热衷于为考据而考据。段玉裁所写《说文解字注》，在文字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 王念孙所写《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则是乾嘉时期有关训诂、校勘的代表作。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388页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评析中国当时一些士大夫对《坤舆万国全图》的评价。(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考据学兴起发展的背景及其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材料一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主要有两项任务： 一是向苏联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二是与苏联签订新的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寻求苏联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和支持。随后，中苏双方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这些文件的签署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强大助力。
——钱津《新中国经济建设70年的道路与成就》
材料二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苏联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强调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摘编自左凤荣《中国改革开放是对斯大—苏联模式的否定》
(1)据材料一，指出新中国初期经济建设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评析。
(2)据材料二，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用史实予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