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观念对宗教神学精神统治之下人们潜在的本质论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一直以来，人们信奉的是上帝创造万物，物种各从其类繁殖，物种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达尔文进化论通过自然主义的科学解释以雄辩的事实大声质问《圣经》的真实性，上帝创世论更多地成为了故事般的讲述。就连宗教内部也由此分化为保守的基要派和开明的现代派，宗教陷入进化论的泥沼中信徒的信仰也暂时地迷失了。
——摘编自张骥《达尔文进化论对宗教思想的影响1859-1909》
材料二 严复通过译著向人们介绍支配生物进化发展的原则即“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难以适应生存环境者为环境淘汰，能够得以生存者皆强悍优良的品种。当今世界，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不断进化的民族将获得生存与发展，否则就会“弱者先绝”，如“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由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中国当时危机四伏，要救国于水火之中，只有变法维新，追求富强，否则就会在竞争中灭亡。
——摘编自蒋慕东《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达尔文进化论的社会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严复宣传进化论的特点及原因。
材料一：山西乔家大院是保存最完整的晋商大院（如图）
材料二：荷兰东印度公司堪称现代公司治理和组织制度的创立者，它有一个董事会，可是由于人员较多，所以公司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委员会手中。委员会人员的构成与股份构成相对应，任何一个商会都没有绝对控制权，但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权力还是控制在阿姆斯特丹商会手中。每个商会监督并装备自己城市被允许派出的商船，而各商会允许派出的商船是根据其股份总额分配的。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了另一项制度创新，即发行股票。因为其合理的管理结构，保障了股民的利益。其鼎盛时期，股息高达40%。
材料三：圈地运动还引发了农村经济变革，如大农场的建立、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农村经济变革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英国的农业属混合型结构，种植业和畜牧业差不多各占50%。随着畜牧业比重的提高，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成为多余；另一方面，圈地运动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也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引发了农业革命。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耕作制度、生产的规模化程度、农业机械化等都明显提高，使农业释放了大批的劳动力。
——宋蓓《国外城市化发展路径评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明清商帮有何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创新的两种制度有何积极作用。
(3)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说明清商帮和荷兰的商业公司、英国的圈地运动有何本质区别。
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宋朝时期防疫制度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防疫制度的变化原因，与宋代相比有何不同，并结合上述材料分析中国古代、英国近代的防疫措施对今天世界防疫有何启发？
材料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疫病时有发生，疲满具有传播迅速、传染性强、传变较快、致死率高、易造成社会恐慌等特点。疫病传播的原因，殷商卜辞中商王自为鬼巫来驱除疫病之鬼，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求杂病论》将病人的发热症候皆称为伤寒的影响，隋代医学家果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疫病传染的致病因子探索按近了细菌的发现。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明确将传染性病症称为“疫”和“病”；晋代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首次将“病气”作为传染病的病因和相互传染的特点，开后代温病学之先河。在疫病治疗上，葛洪创造性地提出用青蒿治疗疟疾，为后人战胜癌疾指明了方向。明末医学家吴又可《温疫论》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古代医家和先民为抵御疫情、保护生命、减少损伤，积极应对，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黄帝内经》就明确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来乱”，主张培团自身“正气”，以抵抗“邪气”侵入。《黄帝内经》还提出“上工救其萌芽”的思想，就是要求早发现疫情苗头，及时防治，以免疫情扩大，难以遏制。《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道：“爱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伍）丙，告曰：‘疑厉。’来诣。……令医丁诊之。”这说明秦朝已有严格的传染病疑似患者的报告制度，一旦发现就要及时报告并采取隔离措施。历代医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治疫病的药方药剂，如葛洪用柏芝散预防疫病，孙思邀研制出雄黄丸以避疫疾等都为疫病防治发挥了显著的效用。在郑州商城遗址发现有陶制的排水管道，在城内还发现多眼水井，这既可保证城市的饮用水卫生，也解决了城市的污水处理问题。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1)依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疫病的传播特点及古人对疫病的认识。(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古代对疫病的防治措施。
(3)依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仲景等名医被后人尊敬的原因。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与先秦儒学相比，宋代理学的不同之处，并谈谈你对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据估计，古希腊城邦的面积在50至100平方公里之间，公民人数在625至1250人之间。亚里士多德说：“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之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在城邦内，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公民可以不同程度地参与讨论和决定城邦内政、外交、诉讼、立法和选举公职人员等事务，此外公民也可以担任公职。在希腊人看来，有了城邦，就有了公民个人的一切。不仅妇女、儿童和奴隶被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被释奴隶或者从希腊其他城邦移民来的自由人及其子女都被视为外人。农业是城邦的经济支柱，是公民的命脉。在希腊城邦中，城市和农村之间尚未形成明显的对立。
——摘编自杨共乐《古代希腊城邦特征探析》
材料二 在中世纪的西欧，每座城市都建有完全封闭的城墙，并严格把守城门，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外敌，另一方面是用来将它同周围的农村分离开来。中世纪的城市是一个自治团体，形式上，城市的自由是通过城市同封建领主之间订立的宪章或条约来确定的，城市必须向封建领主纳税，但后者放弃了对城市的统治权和司法权，“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中，市民是享有公民权的城市居民，市民的公民权赋予了他们参与城市事务和城市管理的权利。古代原始社会、古典社会乃至基督教义中传承下来的平等、自主、理性等观念，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建立。
——摘编自徐芳亚《浅论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历史条件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城邦的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希腊城邦相比，中世纪西欧城市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兴起的原因。
材料 孙中山十分重视移风易俗，荡涤国民旧染陋习。他指出社会风俗关系到人民的健康与民族存亡，认为“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敢非分之名称”。宣布以后官厅人员以官职相称，革除前清关于“大人”“老爷”的称呼，并要求民国官吏要树立“公仆”意识。至于蓄辫、缠足，乃为落后恶俗，应禁止缠足，限期剪辫。若有执迷不悟则“编为另户”，或“削其公权”。并指出“于令到限20日”，一律剪辫，“有不遵者，以违法论”。对封建社会遗留的赌博恶习“最为社会之害”，实为共和国民的污点，因此“无论何项赌博，一律禁除”。要求地方巡警严密稽查，违者“依法科罪”。孙中山两次颁布戒烟令，设置禁烟公所，首查公务人员吸烟者，对于“饮鸩自安，沉湎往返者，不可为共和国民”，应剥夺其选举、被选举等一切公权。
——摘编自袁应武、徐汉明《南京临时政府司法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临时政府社会风俗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社会风俗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国家结构主要有两种，一是宗法等级君主政体，其典型是西周王制，简称“王制”；二是中央集权君主政体，其典型是秦朝帝制，简称“帝制”。两者在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王制是典型的“家天下”，而帝制在“家天下”中注入了一些“公天下”的成分。相对来说，后者更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
——摘编自商爱玲、张鸿《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材料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政治实践具有独创性，以建立广泛的、包容各阶级各阶层的民主参与为中心，进行了普选制的民主选举实践和“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如在选举前通过协商的方法，各方联合提出候选人，利用共产党的组织和威望，做群众的工作，在选举后实行共产党员退出及增聘党外人士的方式，以保证“三三制”的比例落到实处。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的民主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备注：三三制，是指在政权机构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名额分配上，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和联系广大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
——摘编自汪朝光《民族抗战与革命建政——中共的抗战崛起之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帝制”国家结构的基本特点，并谈谈帝制中“公天下”因素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体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的政治实践有何历史意义。
材料一 顺治九年（1652年）清领海南后，黎族土官制度在较长时间内存续发展。清政府通过建立土舍、峒长、粮长、黎总、哨管等多样化举措，将势力范围深入基层黎峒地区，同时通过“黎人”担任土官直接治理地方。这种王朝自上而下式的治理姿态结合黎族基层土官自治的治理智慧，使清代黎区得以长时稳固，收效甚大。清政府以招民复业、奖励垦荒作为对海南地方官员考核、升黜的评判标准，诸多黎村“有腴田数十顷，黎人耕之，户口蕃庶，物产丰饶”。清政府在海南建立了以书院为主，义学及社学为辅的文化教育系统，各书院研习课程均依照王朝所指定丛书诸如《春秋》《诗经》《性理精义》等来学习、讲学。
——摘编自李超、田敏《土流共治与调适：清代海南黎族国家认同的三维向度》
材料二 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抗战中，我国之所以能以空间换时间，同日本侵略者打持久战，是与民族地区成为我国抗战的战略纵深地带和可靠大后方有着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参加抗战，可使我国抗战具有与国际社会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加强联系的重要国际通道。抗战期间，浴血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朝鲜、蒙古等民族的优秀儿女，驰骋在冀中平原的著名抗日铁军“回民支队”等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爱国爱家、保家卫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缩影和典型代表。
——摘编自陈国裕、祁若雄《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治理海南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少数民族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因素。
材料一 古代大体都是官办的学校，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和选举制度有关。其非官办的，亦或具有学校的性质，如书院是。至于不具学校形式的，则有：（一）私人的从师读书，（二）或延师于家教授。其教授的内容，亦分为两种：（一）是以应科举为目的的，可谓士人所受的教育。（二）又一种，但求粗知文义，为农、工、商家所受的教育。前者既不足以语于学问，后者又不切于实用。这是因为从前对于教育，无人研究，不过模模糊糊，蹈常习故而行之而已。至清末，变法以来，才有所谓新式的教育，就是现行的制度。大学毕业视同进士，大学预科、高等学堂毕业视同举人。中等学校以下，分别视同贡生及附生等。这还带有政治的性质。民国时代，把奖励章程废去，才全和科举绝缘。
——摘编自昌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我国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党和国家提出了以德智体美为主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三大改造”时期，党和国家提出要培养积极参加社会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四有”新人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一步繁荣与进步。党的十八大后，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党和国家提出要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走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党和国家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新中国初期提出的德智体美四育到“三大改造”完成后回归到德智体三育，从德智体三育又逐渐发展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
——据傅海燕《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二十大：全面发展教育政策的演进及其启示》
材料三 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教育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进而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由为政治服务的教育向为现代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需要服务的教育转变，由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教育向适应乃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的转变，由移植模仿为主的导入式教育向自主探索、创造的开放型教育的转变，尤其是由教育的贫国弱国向教育的自足之国乃至大国强国的转变，为全人类提供了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差异悬殊的教育现代化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
——摘自王明建等《新中国70年的教育成就》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新旧中国教育方针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旧中国教育方针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取得教育成就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