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西汉初期社会动荡的背景下，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成为流民，这沉重地打击了西汉农业的发展。另外，在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下，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较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依赖自然而又受制于自然。同时，一些商人为了发财致富，趁着资源紧缺而囤积物资，并利用自己拥有的财产大肆兼并土地，从而影响社会秩序。西汉时期，汉武帝大力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其目的之一就是让“鄙夷商人”成为深入人心的思想，从而加强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控制。
——摘编自张丽慧、郭家慧《“重农抑商”背景下西汉农业商业的发展》
材料二
在元杂剧《东堂老》中，富商赵国器在临终前将他的儿子扬州奴托付给好友李实（东堂老），但扬州奴在父亲死后肆意挥霍，把家财败光，最终沦为乞丐。之后因艰苦生活的磨练，他痛改前非，变得勤俭刻苦。最后，东堂老把赵家的产业交还给扬州奴。诚然，剧本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扬州奴“败子回头”的故事，引出俭成奢败的教训，也表彰了东堂老的信义行为，但剧本始终贯穿着更深刻、更值得重视的思想内涵——作者对商人阶层的认可。《东堂老》这种重商、颂商思想的形成无疑与元代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关联。
——摘编自戴汝庆《从<东堂老>看元代中后期对商人态度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前中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杂剧《东堂老》对研究元代商业史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通过设立机构来维持各国货币间的平价值，同时允许各国独立追求国内经济目标并在必要时对平价准则进行调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旨在纠正战时金币汇兑标准中的常见问题，如竞争性贬值、贸易保护主义、通货紧缩、高失业率等，并为各国提供一种介于更大汇率灵活性和回归金本位之间的妥协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需要持续面对宏观调控、汇率可信度和充足流动性所导致的问题。在这一不完善的体系中，美元迅速成为主要国际储备和支付手段。
——迈克尔·波尔多《美联储货币政策与布雷顿森林体系》
材料二 纵观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互动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从建国初期的国际金融体系游离者和挑战者，逐渐转变为国际金融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通过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合作，获得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国际金融体系由于有了中国的积极参与而变得更具代表性。
——陆演炜《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动力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
材料 1942年4月，美、英初步达成了1943年在法国北部登陆作战的协议。5月底，苏联向美国提出了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美国答复说完全有把握在1942年向法国进攻。6月初，苏联征得了英国对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允诺。6月12日，苏英、苏美分别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对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的谅解”。这样，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以苏英美政府声明的形式确定下来。1942年夏，英军在北非战场失利，英国向美国提出以在非洲登陆代替在法国登陆的作战计划，并征得了美国的同意。7月25日，英、美制定了1942年秋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已不可能，第二战场问题被搁置起来。
——摘编自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现代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苏美英确定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第二战场问题被搁置的原因。
材料 进入民国后，各省军阀割据，竞相自放县长。县长任用漫无标准，副官、马弁当县长者比比皆是，且唯省令是从，地位十分低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拟订《县长考试暂行条例》，由中央派官员前往各省举行县长考试，以此选拔县长。但由于考试形式和内容仍是变相的科举考试，使得考试及格者往往难以胜任县长职务，再加上国家对县长任用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各省自行其是，从而导致考取县长的实际录用率非常低。1929年6月，国民政府制定《县组织法》，规定县长人选由各省民政厅长提出合格人员2-3名，经省政府择一代理，再由省政府将其履历书送至内政部审查合格后，由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这实际上将县长的初选权委托于民政厅长一人之手，难免滥用职权，任用私亲，甚至以县缺为聚敛的工具。于是每一次民政厅长的更替，必然出现一次县长大换班。在任县长随时有解职之虞，因而无日不在打算失业后的生活出路，小则收受贿赂，大则贪污公款，基层吏治自然日滥。
——摘编自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县长选拔方式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京国民政府县长选拔方式改革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南北美洲向世界食品作物库贡献了玉米、马铃薯、木薯、番茄、可可、花生、红薯、南瓜、瓜笋、菠萝和其他一些物种。例如，马铃薯很好地适应了从爱尔兰到俄罗斯的欧洲部地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它的引入对18-19世纪这一地区的人口激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激增的人口为海外帝国提供了大量人力，并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马铃薯营养丰富，容易保存，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尤其如此。在马铃薯的原产地安第斯山区，人们已经开发出了极高的生产及储存马铃薯的技术。15世纪，马铃薯为安第斯印加帝国的扩张提供了能量。马铃薯在欧洲，特别是在爱尔兰的经历也揭示了过于依赖单一主食的危险性。1845-1852年，由于一种马铃薯疾病而导致的歉收使爱尔兰陷入了马铃薯饥荒之中：100万人死亡，另外还有100万人移出国境，爱尔兰因此丧失了1/4的人口。
——摘编自[美]约翰·麦克尼尔（著），夏天（译）《世界历史中的物种交流》
材料二 疫情背景下国际食物市场失灵问题更加凸显，使得低收入国家、地区和脆弱群体面临更为严峻的食物和营养安全形势，加强食物安全领域国际合作的需求日益迫切但同时国际合作也面临着受疫情冲击导致的治理目标和手段变革、预算削减等挑战。
——摘编自陈志钢等《疫情下的全球食物安全及国际合作：中国的角色和应对策略》）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马铃薯迅速传播的原因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应对疫情背景下较为严峻的食物和营养安全形势？
| A．美苏争霸政策不得人心 | B．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 C．各国历史命运的相似性 | D．第三世界国家的逐渐崛起 |
材料 汉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是对秦朝“收泰半之赋”的减轻。汉文帝“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至汉景帝二年十三年无田租。汉武帝时更改田制,将各地大小不等的划亩标准（多为百步一亩）统一定为240步一亩,亩的面积增加，而租额大体仍旧,这样田租占亩产量的比率实际上又大大低于三十税一。汉初赋的征收标准为:民年15至56岁,每年出赋120钱,称算赋,为置库兵车马。汉武帝时财用不足,增加了许多名目。汉初规定14岁以下（大多数时候起征年龄为7岁）出20钱（汉武帝时增至25钱）,称口赋。《汉书》记载:“武帝征伐四夷，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汉仪注》记载:“民年七至十四岁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食天子，其三钱，武帝加钱，以补车骑马”,结果“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成年男子为政府负担的徭役，主要有三种:一为“正卒”，指两年兵役,一年在本地,一年赴京为卫士;二为“戍边”,亦为兵役,一生中需赴边疆戍守一年;三为力役,每年在本地从事一个月的无偿劳动,一月期满轮代,是为更役,更卒可纳钱代役,称为“更赋”。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前期赋役制度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汉武帝时期赋役制度改革的影响。
| A．以此为背景的文学作品 | B．亲历者撰写的回忆录 |
| C．档案馆保存的相关档案 | D．反映此事件的电视剧 |
材料一 自夷夏意识产生以来，“夷夏之辨”便成为主导和决定边疆理念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本质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族群之间的现实竞争。春秋时期，孔子把区分夷夏的标准由血统改为礼术，从而使传统观念中不可跨越的夷夏之别具备了松动的可能，使得夷夏之间的互转成为可能。孔子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礼记·曲礼》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孟子亦称：“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拒）。”
材料二 随着新儒学整合的不断深化，董仲舒的边疆理念表现出强烈的“有为”倾向。董仲舒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观点：“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四夷亦属天下、万物的范畴，王者有爱其之权利，亦有爱其之义务。爱及四夷，体现了身为王者主动施爱于四夷的积极心态。至汉武帝之世，华夏族群即将完成最后的整合与重建，爱华夏于内的任务基本完成，爱及四夷成为新的时代使命。董仲舒所强调的“大一统”思想，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1)概括先秦至汉代儒家的边疆思想倾向的变化，并指出这一变化的政治实质。
(2)说明董仲舒边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3)从魏晋至清中叶任选一个时期，试举一例说明社会思潮对边疆或民族治理的影响。
材料一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其实质就是家国利益本位的价值观。儒家并没有否定私利、私欲、认为私利、私欲同公利一样是人所共有的，但是公利在价值上要大于私利，公利具有优先的地位。人们能够以公利为要，就能克服因私利导致的纷争，使国泰民安。
——摘编自杨秀香《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国情怀》
材料二宋代的立国形势，可以说是“生于优患，长于此惠”。这一时期，西对严酷的挑战与压力，一代代“特立不回”“危言动气”的忠士仁人、无数默默承载着家国与社会重负的普通民庶，作为时代的脊梁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给后人留下超越前代的物质遗产与深邃丰厚的精神遗产。
——摘编自邓小南《宋代：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朝代》
材料三作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通过继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守转化的价值根基，开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为转化确定前进方向，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传统文化的转化提供领导力量，开辟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传统文化的转化提供现实支撑，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传统文化转化的创造性。
——摘编自陈雪琴《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探析》
(1)"义利观"体现了家国情怀。根据材料一儒家“家国利益本位的价值观”的涵义是什么？分析儒家义利观形成的政治背景，并指出先秦儒家的义利观要达到的政治目标。
(2)家国情怀也体现在“忧患意识"上。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指出宋朝建立后面临哪些忧患？试举出北宋一位试图以改革解决国家忧患的人物与事迹。
(3)传承民族精神，并不断创新也是家国情怀。阅读材料三，有两点可供选择说明：①根据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口号、参加者与结果，对“五四运动传承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观点予以说明。②结合所学知识，就“五四运动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传统文化的转化提供领导力量”作出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