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是以中国近代以来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积淀的。中国近代对此进行探索的历史逻辑，是从洋务运动经过维新派再到革命派，表现了探寻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新形态的起步与转折，即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及其文明的同时，把目光开始转向社会主义，试图以此使得中国后来居上。五四运动以后，经过长期摸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人用自己的脚踩成的路。

摘编自陈卫平《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构想。毛泽东指出，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和基本点。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毛泽东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和建设“现代文化”。这些构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意识到“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摘编自郭艳梅《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材料一   1871年后，德国政府加强了社会保险立法。于1883年通过了《疾病保险法》，规定参加疾病保险的工人遇到疾病时享受免费医疗。1884年，通过《意外事故保险法》，规定凡在受雇期间并非因玩忽职守或越轨妄动而受到意外伤害者，都应得到赔偿。1889年，通过《老年和残废保险法》，规定年满70岁者每年给予老年赡养费，成为永久残废并丧失工作能力者，每年给予残废赡养金……为顺利推行各项保险制度，全国自上而下分设帝国保险局、高等保险局和地方保险局三级机构，管理和监督各类社会保险组织的履责情况。各级保险局成员分别由国家官员、雇主代表和被保险人代表组成，所需经费由政府负担。

————摘编自邢来顺《德国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治理及其对策》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晚清政府财政每年“亏短一千数百万两”，由此，防灾减灾及社会救助经费被大幅缩减。在光绪朝，虽然黄河泛滥的频率与范围更甚于前，但政府治河用款不及道光时的十分之一。因而，在晚清时期，大灾小救、小灾不救的现象极为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救助活动日趋活跃。当时出现的比较著名的义赈组织包括：沪上协赈公所、澳门协赈公所、绍兴协赈公所等。在19世纪末义赈已成为当时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救灾形式和手段……当时中国主要的救灾活动表现为施粥、义诊、发放衣物以及提供部分的简易搭建，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缓解着灾荒对于民众生命的威胁。

————摘编自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里程碑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加之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是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中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毋庸置疑的是，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探索的成果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首先从农村开始，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很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其次，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往来较少，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

——摘编自许经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回顾与思考》

材料一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置进士科算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科举制的长期存在，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政治、文学乃至社会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科举制的作用一直是双重的：它曾促进了中国的强盛统一，也一度使得中国衰败落后；既有利于吏治的清明，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朋党；既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也阻碍了学术的进步；既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又使学校沦为其附庸；既选拔了大量才智之士，也虚耗了无数学子的人生光阴……总的说来，在科举制实行的前期，其进步作用较明显，而后期消极作用较突出。及至清末，科举制还来不及完成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便在历史的浪潮中消失了。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材料二   西方近代文官制度彻底摒弃了文官对于权势的依附关系，使得文官成为一种常任职业。西方各国都确立了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制度。要求文官对政党必须是公正超然的，不得参加党派之争和政治活动，对政治问题保持缄默，忠诚地为政府服务。同时近代文官以技术资格为根据进入文官系统。在贯彻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基础上，录用文官的条件只看其是否具备任职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在文官系统中，官员的工作完全与管理资料的所有权分离，文官本身并不占有非人格化的生产资料和管理资料。

——摘编自郭素萍《论西方文官的职业化》

材料一   在17世纪的英国，大力倡导宽容精神的代表人物就是约翰·洛克。洛克不仅由于反对君权神授、捍卫自然权利和开创三权分立理论而成为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奠基人。而且也以提倡宗教宽容而确定了英国启蒙思想的基调。1685年，洛克在一封长信中说：“任何私人都无权因为他人属于另一教会或另一宗教以任何方式危害其公民权利的享受。他作为一个人而享有的一切权利以及作为一个公民而享有的公民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都不得对他使用暴力或予以伤害。”

——摘编自赵林《宽容·启蒙·革命》

材料二   从1640年革命初期到1688年“光荣革命”前的几十年中。先是国王对议会采取不合作策略；继而是革命阵营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互不妥协；再后是议会妥协过渡，君主专制复辟，博弈过程总是以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而结束的。最后在“光荣革命”中，国王、辉格党、托利党以及两党内部各派，对各方利益要求理性地加以综合权衡，并在关键时刻和问题上适时地作出必要而适度的让步，终于取得了理想的正和博弈效果，完成了建立现代宪政的历史伟业。

——摘编自程汉大《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博弈分析》

材料一在大革命失败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战斗、攻击目标都在城市。广州起义的奋斗目标也是在广州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城市政权。“八一功在第一枪”（周恩来语），但南昌起义打出的是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秋收起义具有三大亮点：一是打出了一面党旗；二是闯出了一条新路；三是走出了一个伟人。

——摘编自余伯流《秋收起义的三大亮点与毛泽东的卓越贡献》

材料二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在革命新高潮中，农民战争是一个“主要的支流”，“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因此，在党的工作中，“应当坚决相信，在任何一个重工业中，就是建立数人的支部，也比我们在农村中发展百余同志，割据一个乡村还要宝贵”。

——据《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7月9日）等整理

材料三遵义会议特别指出：那种“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使红军和革命战争受到严重损失。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虽然党中央部署了向晋、陕、甘、绥、宁五省大发展的工作，但这已不再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几省首先胜利。中共中央认为那种主张必须占取了中心城市和省城才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是“不合事实”的。

——据《毛泽东军事文选》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