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文化经过春秋战国的争鸣与实践,已然成为秦汉以来统治者实现儒家大一统治边思想的有效途径。秦朝通过边疆区域移民方式,令华夷混居杂处,引导边疆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汉朝根据边疆民族文化特点,采取“以其故俗治”的文教策略,努力倡导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的多元互动,受到良好的效果。蜀汉诸葛亮针对夷人“征巫鬼,好诅盟”的风俗,亲作“图谱”以示尊重,目的是将儒家文化引向西南边疆民族区域。南北朝时期,北部边疆民族纷纷内迁,在风俗习惯上禁胡语、着汉服、改汉姓,鼓励与汉人通婚。唐朝则把“和亲”“羁縻而治”文教理念运用到了极致,在宽容的宗教政策基础上,将唐朝的“声威”和“教化”传播到遥远边疆民族区域。清代采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宣”的“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尊俗重教的治边文教措施。
——摘编自程妮娜《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二 随着斯大林时代的到来,苏联开始以行政命令在少数民族中强制推行俄语学习,这样的语言政策一直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强制的语言政策下,到1989年非俄罗斯民族人口中已有68.4%的人掌握俄语,但少数民族语言的实用领域也相应地萎缩,排挤、歧视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一直存在。以语言的同化抹杀民族差别、实现融合的政策尽管得以强制施行,但在实际上引发了少数民族成员的抗拒心理。同时,斯大林极力抬高俄罗斯民族,将其称为“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并公开在历史、文化方面贬抑其他民族。这种意识形体的宣传,从短期来看,主体民族的优越感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情感,加重了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和对抗心理。从长远来看,滋长了各加盟共和国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力,为苏维埃联盟的稳定埋下了祸患。
——摘编自王东波《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治认同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统治者为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而采取的政策,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苏联所推行的民族政策的失误,并思考其对我国今天处理民族关系有何启示。
A.表明宋代放弃了重农抑商的政策 | B.说明宋代是古代商业最繁盛时期 |
C.侧面反映了宋代开放的文化心态 | D.意味着宋代的朝贡贸易十分发达 |
A.早期国家的形态已基本形成 | B.我国的稻粟产量已领先世界 |
C.我国农业经济已有一定规模 | D.贫富悬殊现象已经十分严重 |
A.已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绝对权威 | B.奠定了国际法中互不侵犯原则 |
C.有效地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 D.仅仅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 |
A.导致地方势力不断增强威胁中央 | B.有利于统治者对各地的有效管理 |
C.极大激化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 | D.意味着契丹人抛弃了本民族传统 |
A.成为宰相必须是进士身份 | B.开创了以考试选拔官吏的先河 |
C.科举考试录取的比例很高 | D.进士科是高级官吏的重要来源 |
A.资本主义阵营出现了分化 | B.中苏关系出现严重恶化 |
C.双百方针促进了文艺发展 | D.中国积极改善外部环境 |
类型 | 缘由 | 文献记载 |
自然灾害类 | 旱灾 | 宋神宗颁布“上能恭于事则雨若,泽不施于下利则旱灾” |
雨灾 | 宋英宗颁布“岂朕之不敏于德而不明于政?” | |
大风 | 宋仁宗颁布“居常励翼,罔敢怠荒……实由灵眷,申戒朕躬” | |
生物灾害类 | 蝗灾 | 宋仁宗颁布“方岁旱而飞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愿归咎于朕躬” |
天象异常类 | 日食 | 宋徽宗颁布“日为阳,人君象也,为阴所掩,不可不戒” |
人为灾害类 | 战乱 | 宋太宗颁布“朕受命乾坤,为民父母,宁欲黔首,陷于非辜” |
A.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弱化 | B.社会救济困难重重 |
C.政治统治深受儒学思想影响 | D.君臣共治体制确立 |
A.说明经济作物得到了广泛种植 | B.利于推动区域经济间的互补 |
C.体现南北方经济发展失去平衡 | D.助推地域性商人群体的活跃 |
材料一 十月革命后,如何在俄国组织和建设社会主义,摆在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面前。列宁对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战争环境中被迫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却被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效途径,这与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有着密切关系。1921年,苏俄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说明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终结和列宁思想的根本转变,表明建设社会主义不是教条的和一成不变的。
——摘编自宋才发《论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嬗变》
材料二 列宁主导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相隔数十载,但其实质都是通过市场经济道路建设社会主义,两者路径相似而结果殊异。列宁坦率地承认:“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无独有偶,中国在“文革”后也面临着严重困难。两国领导人都在困难中敢于实践,列宁写道“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则始于农村,后来迅速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高潮。俄共领袖中,多数人并非把新经济政策视为要长期坚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举措。与苏联的情形不同,中国在改革中虽经曲折,但中共几代领导核心坚持改革的方向和决心从不曾动摇过,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摘编自赵大兴《同途殊归——苏联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成败原因比较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苏俄(联)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