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岭南潮汕地区发掘的汉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陶器等文物；而同一地区发掘的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则发现有各类铁器以及制造精美并带有佛教色彩花纹的瓷器等文物，青铜器完全绝迹。这反映出（       ）

A．南方手工业技术水平超过北方	B．佛教在潮汕传播非常广泛
C．人口南迁推动岭南地区的发展	D．南方民族交融的程度加深

2 . 成都金沙遗址市是一处商周时代遗址，是古蜀王国的都邑。出土了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文物。其中，玉璋最早流行于夏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夏朝后人就把玉璋进行扩散传播，玉璋成为了古蜀文明最核心的礼器。由此可知（     ）

A．中华文明有多元一体的基本特征	B．金沙文明属于奴隶社会先进文明
C．古蜀国完全继承了夏的礼制观念	D．金沙文明与良渚文化的联系密切

3 . 下图为日本京都周边地区出土秦汉文物分布图。据此推断，秦汉时期（     ）

A．中国文化远播海外	B．中日民族交流开启
C．日本成为中国附属	D．朝贡贸易体系确立

4 . 2022年6月，研究人员对三星堆“祭祀坑”新出土文物中的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前1012年，3号坑、4号坑、7号坑和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从而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这说明（       ）

A．历史认识取决于时代变化	B．考古发现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C．考古发现丰富了历史认知	D．科技进步影响史学研究水平

5 . 探索历史的奥秘

材料

三星堆出土文物	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土文物
二号坑中出土的青铜立人像高达260.8厘米，可能象征集王权、神权于一体的首领人物。两个祭祀坑内还出土有一批发式、头型各异的青铜人头像和20件青铜面具。	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等文明，基于对于神权和王权的理解和表现，制作了大量石雕、青铜铸造的人像和神像，形成体系性的“偶像崇拜”现象。
一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黄金箔包裹的木质杖体，残长约150厘米，杖体上端保存纹饰图案。	古代西亚、埃及等文明中帝王使用权杖多在杖首或杖身顶头部有图案，描绘胜利者的功勋，或叙述某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
祭祀琉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在一些青铜头像的表面，还贴附有黄金箔制成的金面具。	伊拉克出土的一尊古代“三头母山羊”青铜造像就是在青铜铸造的三头母山羊的头部表面，覆盖用黄金箔片制作的面罩。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

(1)根据材料,归纳三星堆青铜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的相似文化现象。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星堆出土文物反映出的古蜀社会特征，简析三星堆文明的历史价值。

6 .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孙子和孙膑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如有人认为《孙膑兵法》源于孙武，完成于孙膑等。但由于《孙膑兵法》在魏晋已亡佚，史学界无法拿出实证予以反驳。直到银雀山汉武帝时期墓《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同时出土，谜案才真相大白。这说明（     ）

A．历史真相随着时间推移而清晰	B．考古发现有效解决了学术争论
C．汉代独尊儒术不利于学术自由	D．史学家间的争鸣延误历史真相

7 . 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下列与陶器相关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用来作为私有财产已出现证据的是（     ）

A．遗址出土有陶器和较多陶器碎片

B．多人合葬墓随葬品有陶钵、陶罐、骨器等

C．单人墓随葬品有陶器、石磬、玉钺等百余件

D．陶器上绘有丰富多彩的几何图案和动植物纹样

8 . 据考古发现，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等遗址均出土有大型城墙、宏伟宫殿以及精美玉器。在这些遗址的高等级墓葬中还有人殉的痕迹和随葬的大量武器。这些发现可以印证（     ）

A．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点	B．区域之间相互交流频繁
C．生产工具出现革命性变革	D．民族交融程度大大提高

9 . 2023年1月陕西发布秦兵马俑第三次考古发掘发现，共清理陶俑220余件、陶马16匹、战车4乘、鼓2处、鼓槌1处、漆盾1处、笼箙3处；兵器柲多处、弓弩箭箙多处，发现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共计千余件（组），按照排列密度估计，全部发掘后可出土陶俑、陶马约6000件。对这一考古发掘解释最为合理的是（     ）

A．初步厘清军阵排列规律	B．明确武器的种类与配属
C．清楚了陶俑的制作程序	D．展示秦朝军事实力强大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986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中，出土高昌国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的叠布（即棉布）借贷契约，借贷量达60匹之多。在1975年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哈拉和卓古墓群十六国至唐西州时期51座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一件“蓝棉布，出土物似为一件棉衫裙，内有絮棉，已糟朽成粉状”。在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对新发现的一处墓地发掘中，出土一件宽5厘米、长7.5厘米的棉布方巾，墓地年代属于魏晋前凉时期。

——摘编自新疆考古发掘简报等

材料二   松江乌泥泾的棉纺织业在宋元之际还处于“厥功甚艰”的初级阶段。黄道婆返乡后教民织布，“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至元十九年，元廷规定税粮可“折输绵绢杂物”，元二十六年四月，“五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朝廷还经常和市棉布等物，赈济北方部民。由于棉纱和棉布的生产量越来越大，所以，在天历元年全国科差总数中，征收的绵和布就分别达72015斤和211223匹。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魏晋至唐时期棉花在新疆的传播作出合理的历史解释。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代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