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世纪的欧洲，香料的用途广泛，可用来烹饪菜肴、配制药剂、制作香薰。在大部分欧洲人眼中，香料比黄金更加重要，是欧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世纪以来欧洲进入小冰河期，气温偏低且十分干燥，不适合种植肉桂、丁香和胡椒等作物，因此高度依赖产自印度、中国及东南亚的香料。在传统贸易体制下，香料需要辗转陆路和海路，或横跨中国及欧亚草原，或途经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后进入地中海，最后才能抵达欧洲，耗时极长且运费高昂，一路上香料要在不同商贩手中转手十余次，每次转手都会使价格飙升。阿拉伯人为了维护自己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还隐瞒各类香料的原产地，以便坐地起价，攫取大量财富。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切断了亚欧之间历史悠久的陆路香料贸易通道。为满足本国对香料的需求，欧洲国家纷纷寻找新的海上航线。

——整理自【美】劳伦斯·贝尔格林《黄金、香料与殖民地-转动人类历史的麦哲伦航海史》

材料二   17世纪的东南亚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香料贸易中心，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都争相进入东南亚，设立贸易据点，以谋求殖民扩张和商业利益。除了直接同当地商人进行香料交易之外，欧洲国家还在东南亚设立贸易公司，通过垄断贸易和殖民政策，获得了更大的利润和控制权。例如，17世纪20年代荷兰通过血腥屠杀独占班达群岛，垄断了肉豆蔻的生产；17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毁树政策提高香料售价，并获得了丁香贸易垄断权。自此荷兰在世界香料贸易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整理自金祎成《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香料贸易》

冯如，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制造师和飞行家，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冯如从小喜欢制作风筝等玩具，对神话飞天故事更是满心向往。12岁随父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1901年，他到纽约一家工厂半工半读，他目睹美国先进工业，认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工业的发达，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非学习机械、发展工业不可。1903年，当得知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冯如决心要依靠中国人的力量来制造飞机，他得到了当地华侨的大力赞助，1907年，在旧金山的奥克兰设立飞机制造厂。1908年，冯如制造出中国第一架飞机。随后，冯如按照原计划将飞机制造公司由美国迁回广州。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冯如被革命当局任命为陆军飞机长，冯如积极为革命军组织飞机侦查队，协助革命军攻打清军。1912年，冯如在广州燕塘飞行表演中不幸失事牺牲。

——改编自刘诗中等《中国历代科技人物录》

材料一：中医外治法源远流长，它是古代劳动人民和古代医家在与疾病长期斗争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在《殷墟卜辞》中有针刺治病的卜辞2条，艾灸治病的卜辞5条等。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载有的外治理论，既是对前人零散外治经验的总结，更是成为后世如外科、骨伤等诸多专科理论体系建立的重要来源。唐代外治法的运用更加广泛，中医外治也逐步扩大其应用范围。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有外治方达1200余首，外治法50多种，尤其在妇科、儿科疾病中使用了大量药物外治法。宋代随着印刷、造纸业的进步，医家著述开始大量增多；另外，由于医政改革，官方统一编写综合性著作，并对大量医籍系统地校订和整理，推动中医外治法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创新。明清时期，中医外治法不仅在中药外治方面有了更多的突破，同时伴随着体表手术的发展，还出现了适用于手术的外治器具。

——王鹏《中医外治法历史源流与现代研究进展》

材料二：民国初期，经历了近代半个多世纪的耻辱之后，许多人认为只采用西方技术与政治制度是不会成功的，要让中国走向富强就必须在思想和观念上彻底西化。新文化的发起者陈独秀曾指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迁就的。”新文化运动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医。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下，作为传统文化精髓之一的中医自然被认为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绊脚石。随着对西医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人们发现西医借助近代科学技术，在临床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相对而言，中医则几乎徘徊不前。西医飞速发展，不断攻克医学难题，而中医却没表现出这类似的特质，这让人们对中医感到更加不满。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中医走向衰落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

——郎栋《质疑，被边缘化到被否定———近代中医衰落的历史轨迹》

材料三：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

——二十大报告

材料一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欧洲列强都在19世纪的弱势民族中寻找下手的对象，各种国际危机都因列强的妥协而被化解，外交手段以及复杂的利害关系，避免了由于一系列的国际危机而导致全面失控的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列强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带有军事同盟色彩的两大集团的产生和对峙，使19世纪初期以来的国际关系的规则也随之改变。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内矛盾，越来越成为各国统治集团所信奉的“真理”，军事集团的形成使1905年后各种国际危机都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战争威胁来解决。

——摘编自华少庠《卓越与迷惘：欧洲文化发展进程综述》

材料二   苏联对德国的扩张一直抱有最强烈的警惕性，1938年3月德奥合并时就向英法建议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却被英法冷淡地拒绝了。直到德国吞并捷克斯溶伐克的残余部分后，三国才开始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谈判。此时英、法、苏三国都致力于保证波兰的安全，英国提议当欧洲发生侵略行动时，英、法、苏、波四国将立即讨论应当采取的步骤。苏联立刻接受了英国的建议，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作为受援国的波兰的坚决反对。

由于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恩怨，波兰人对于苏联的仇视更甚于德国。张伯伦遂发表了由英法单方面保证波兰安全的宣言，英国这一做法更加加深了苏联对英法的不信任。随着1939年7月但泽危机的不断激化，共同面对德国压力的英、法、苏三国终于开始进入军事结盟的实质性谈判阶段。苏联对谈判极为重视，英国却并没有诚意，给代表团的指示是“在缔结政治协定前，应该极其缓慢地进行谈判”。法国本来非常希望与苏联结盟，但由于英国的态度也只好在谈判中虚与委蛇。在苏联看来，英法可以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却不愿意给波兰施加压力让苏军过境抵抗德国，这就是对谈判毫无诚意。二战爆发前20天，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努力失败了。

——摘编自苏肄海《战争的逻辑：从普鲁士崛起到两次世界大战》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在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目标，其主要内容是“集体化和机械化”的模式。20世纪60年代，我们逐步了解、研究了美国、日本以及法国、荷兰、比利时的西方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同时知道中国的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个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内容变为实行“四化”：机械化、化肥化、水利化、电气化。这是我们对农业现代化认识的第二阶段，中国开始重视和借鉴西方农业现代化好的经验。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现代化进入了新时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制度创新、价格机制、非传统要素投入以及市场体系建设等，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2007年，中国农业正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无论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业装备条件、农业管理手段，还是农业组织化程度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进展。

——黄道霞《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述论》

材料—：由于八旗和绿营的溃败，咸丰皇帝于1853年下令各省在籍官员举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曾国藩提拔一批出身寒微但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士人为军队骨干，还大力提倡师生、亲友、同族同入湘军，甚至同在一营。“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故兵随将转，兵为将有。”曾国藩以“捍卫孔孟传统的中华文化遗产”为号召，以“维护纲常名教为己任”，大力激发湘军的卫道使命感。湘军士兵来源是“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士兵获得粮饷丰厚远超绿营。曾国藩非常重视各种武器的配备，近、中、远程分别用小枪、抬枪和劈山炮。曾国藩还在各地设局，对过往货物抽取厘金作为军饷，又自行设厂制造军火武器，建立自己的后勤保障体系。战斗力强悍的湘军很快成为太平军难以对付的新敌人。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二卷》

材料二：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打出自己的旗号——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起义部队遭到优势敌人袭击，遭到严重损失，退至文家市集中。前敌委员会于文家市决策，改向山区寻找落脚点，一路打到永新县三湾村，部队只剩下不足千人。由于部队官兵成分复杂，政治觉悟参差不齐，军官对士兵的管理全靠命令和体罚，以致全无民主气氛，内部关系紧张。毛泽东在三湾实行改编，重建部队的军事、政治制度。对于不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发给路费；在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参与军事和经济管理，实行官兵平等，禁止打骂和体罚；健全党的组织，党支部建在连上，在营、团设党委，加强党对军队的指挥和管理。在进军井冈山的过程中，毛泽东向官兵宣布了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后来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在三湾对部队的改编，成为此后中共创建新型军队的一个重要开端。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

材料一   险峻的山川和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使四川在很多时候能够相对减缓中原乱时的破坏。成都平原始终保持了中国最重要粮仓的地位，甚至有人说“蜀多生五谷，弃之如粪土”。“蜀以锦擅名天下”，造纸业从唐代开始兴盛，两宋时期成都成为全国印刷业中心，纸币“交子”也出现在成都。四川的井盐业与矿冶及金属制造业也有悠久的历史，清代末期四川井灶大开，产盐达到了五亿斤以上。四川主要交通线交汇点所在的成都，自秦汉以来已经成为西南地区工商业中心，唐代有“扬一益二”之谚。四川在历史上曾多次作为进行统一战争的基地，多次作为中原人士躲避战乱、逃荒就食之处，而且四川的钱粮不断外运以接济其他地区。四川是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是西南少数民族和汉族交往融合的地方，成为推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进步的重要基地。

——整理自刘方健、彭通湖《古代四川经济区的历史地位》

材料二   在全面抗战时期，四川逐渐成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四川人民组织了各种救亡团体，创办了宣传抗日的刊物，仅成都地区进步报刊就有330余种。四川接纳了部分沦陷区的大学，这些大学在民族危难之际，克服重重困难，为抗战输送了许多人才。当时，四川担负着全国财政支出的50%，粮食的1/3，近50万人次民工服务于战争，积极开展献金运动和献飞机运动，合川县人民捐“合川号”战机4架。1944年，四川有工厂2382家，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占60%以上，承担了巨额军工生产任务，从而保证了抗战的需要。1935-1940年，四川各族民工协同努力，兴建了川黔、川陕、川鄂、川滇公路，新修了30多个机场，川藏同胞肩挑背扛坚守川藏国际运输线，有力支援了前线抗战。川军抗日总动员约350万人，伤亡共计64万余人，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川军的牺牲相当大，抗日卫国之功，殊不可没。”四川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这一伟大历史功绩必将永远镌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丰碑上。

——整理自周小粒、李鸿生《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