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周时期，王者立四时之序而化天下。《礼记·月令》记载了周天子一年四季的礼仪活动，当时许多风俗由专职官员负责。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更把传统节日变成了转移阶级矛盾视线的手段。中国的节日基本上是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进行。春节雏形是庆丰收；“清明前后，种瓜种豆”；七夕节反映了中国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模式。除夕全家守岁，清明祭祖扫墓，端午系五色丝、涂雄黄，七夕看牛女相会，中秋团圆，重阳把出嫁的女儿接回。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仍以家庭为组织进行，新节日则以单位和学校为主组织进行。

     ——摘编自秦永洲著《中国社会风俗史》

材料二   西方国家，虽有类似中国全家团聚的重大传统节日如圣诞节、新年、感恩节等，同时“‘狂欢’‘新奇’‘神圣’‘浪漫’等是其节日精神的主要内核”，注重“情感宣泄”，有“较强的娱乐性”。如狂欢节是基督教“谢肉节”的世俗化称呼；情人节是纪念名叫瓦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万圣节是为了纪念教会所有圣人；圣诞节是基督教为了纪念耶稣诞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国人欢庆并无中国文化渊源的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西方节日，同时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接受。2007年春节前夕，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贺词中说：“2月18日，我们将欢度中国新年。”

       ——摘编自唐小晴《中西方传统节日文化比较分析》等

材料一   《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未在国内公布，条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当时连清朝办理“夷务”的官员都“未见其文”，社会各界对其更缺乏了解。关于割香港岛给英国，清政府的态度是“弹之丸地、暂行赏借”；英国认为“被焚鸦片赔偿费”等赔款是恢复和平状态必不可少的赔偿；关于协议关税，清政府认为“新的税则比旧日的自主关税略高……所以洋洋自得外交成功”；签署治外法权条款则是出于权宜的想法，显示中国的宽宏大量，并减轻管辖他们的任务。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英雄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屈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展现了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陈天华的论著中，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的民族矛盾，而且流露着深厚的不可动摇的爱国思想……基于对帝国主义无限的愤怒和对祖国深厚的爱，陈天华的反帝主张是异常坚决的，超过和他同时代的民主革命者。他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正视现实，寻求救亡图存的方策，是20世纪初先进人物的严重责任，陈天华就是其中一个肩负这一严重责任的人。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人物论》

材料二   20世纪初，正值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最为危急的关头，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聂耳义不容辞全身心投入到了革命运动中去，以一个青年之躯，自觉担负起救国重任。聂耳与当时一批爱国音乐家一道，将音乐作为斗争的武器，代替大众呐喊，他创作的《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前进歌》等爱国主义作品，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奋勇前进……他塑造了一批批经典的艺术形象，真切反映出社会现实的同时，也鼓舞着民众不屈不挠为国而战，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摘编自《短暂的生命与耀眼的光芒——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

材料   吴江农村四十年变化专题调查汇总

——摘编自陈仲达《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吴江农民思想观念深刻转变》

材料一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表示，要以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致力于两件事，一是享中华民国“国民之自由”，一是尽中华民国“国民之本分”，即发展实业，为实现全民共享幸福和安乐打基础。1923 年以后，他认为，在辛亥革命以后十二年之中，人民不但是没有享民国的幸福，并且年年都是受痛苦，“就是由于革命没有成功”，“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

——摘编自胡雪莲、邱捷《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回顾与反思》

材料二   抗战时期国民党认为纪念辛亥革命就应“完成辛亥革命之目标，发扬辛亥革命之精神”， 因此“吾人必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始可谓完成先烈( 指辛亥先烈) 之志事”。国民党认为要完成中国革命应从辛亥革命中吸取教训，“革命决不能中途妥协”。

中共把抗日战争视为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把各方革命力量组织联合在一起并能互相尊重、互相策勉，“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所极端需要的”。辛亥革命的惨痛教训，却可以为中国的民族抗战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必须发动广大民众起来参加战争”，不能因为日军暂时优势而发生动摇的妥协倾向。

——摘编自夏卫东《政治符号：辛亥革命与近代国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