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正考父是孔子的远祖，博学多才，文武兼备，曾辅佐过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官至上卿，德高望重。在他任上，宋国崇德法、尚礼义、倡廉俭、戒奢靡、重农桑、修水利，国力日益强盛。但官位越高，正考父修身愈严，律己愈苛，越是谦恭低调，平和有加，俭朴至极。为了惕厉自儆并教育子孙，正考父特意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在接受权位的册命时）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音zhān）于是，鬻（音yù）于是，以糊余口。”最早记录这段话的文献是《左传·昭公七年》，后来司马迁写《史记》为孔子立传作《孔子世家》时，也引用了这段文字，这是因为铭文与孔子的祖先正考父有关，刻有铭文的鼎，就是放在正考父的庙里的。

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备注：古代任命官员要举行册命仪式，也就是材料鼎铭中的“一命”“二命”“三命”。经过“三命”，在诸侯国，其地位已经是“上卿”之尊了。）

——依据2017年3月5日《光明日报》李山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等资料综合摘编

材料

巴黎北部的贡比涅森林，是法兰西帝国皇帝们最喜欢的狩猎场之一，拿破仑三世每次到贡比涅森林狩猎，乘坐的都是专线火车2419D号车厢。1918年冬，德意志第二帝国爆发起义，赶走了德皇威廉二世，新的德国政府决定向协约国投降。法军总司令福煦元帅特意将受降仪式和签字地点安排在了贡比涅森林中的2419D号车厢中，希望以此羞辱德国，以雪一战中的失地、损兵之耻和1870年色当战败后普鲁士俘虏拿破仑三世的前耻。一战后，法国政府将2419D号车厢命名为“停战车厢”，将贡比湿森林中的空地命名为“停战空地”。在其中树起一座“阿尔萨斯—洛林人纪念碑”，并建成“停战博物馆”。

1940年6月21日至22日，在贡比涅森林2419D号车厢举行了第二次受降仪式，希特勒和他的纳粹要员在这里接受了法国临时政府代表的投降仪式和割地赔款签字。希特勒和纳粹德国覆亡前，2419D号车厢被秘密运出了柏林并被烧毁。二战后，法国人寻回了遗失的纪念碑，还原复制了“停战车厢”。对法国人而言，“停战空地”和“停战车厢”历史聚落已经从建成初的全民复仇胜利标志，逐渐朝着追忆往事、缅怀逝者的方向演变。2018年11月11日是法国纪念一战停战一百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为一块以法德和解为名义竖立的纪念碑揭幕，并且一道登上“停战车厢”，为停战纪念册题词。两人用如今法德紧密的同盟关系，向外界发出和平的声音。

——据《见证德法百年恩怨的2419D火车厢》、江天岳《贡比涅森林“停战空地”历史文化聚落的形成及其意义》、央视报道《法国一战停战日重访2419D列车车厢》综合摘编

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