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正是为了实现其对“仁”的崇尚和济世的目的，子贡毅然选择经商这条途径来积累财富。当他拥有大量财富之后，并未骄奢自满，而是将财富用来资助需要救济之人。子贡曾向孔子请教过诸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之类的问题。他认为，财富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子贡始终把“礼”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经商逐利本无可厚非，关键是能否做到不被金钱蒙蔽双眼，不攫取不义之财。子贡很快由“富而无骄”上升到“富而好礼”的崇高境界。正是因为他极力奉行孔子所倡导的“言必信，行必果”，子贡在商界赢得了较好的信誉，纵观子贡儒商精神的历史意蕴和丰富内涵，可以发现其不仅与当今世界的发展规律并行不悖，而且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唐金培《子贡儒商精神的历史意蕴与当代价值》

材料   武则天一方面创设北门禁中学士制度，竭力破格提拔在职的一批下级文吏；另一方面她“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一批有卓识才华的文人学士进入宫用。……更重要的是，她扩大科举规模和入仕人数，由皇帝亲自出面主持制举和殿试，提高科举取士的声望，吸引士人积极应试。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她和高宗“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这是两圣殿试的开始。当时应试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场面之美轮美奂、试题之丰富多彩、入仕授勋之荣耀光彩，确为我国文化史上“最盛大之节目”。武则天就是通过这些措施，提拔一批批普通地主的士人进入统治机构并让其中一部分人和皇帝直接见面，攘为要职，权据要津，参与朝政，议定国是，他们后来成为武则天夺权称帝的亲信和心腹，组成武周政权的统治班底，为完成武则天的武周革命，献计献策，竭尽全力。

——摘编自胡祥《论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

材料一   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   突如其来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心惶惶，直到15世纪晚期，一份德意志手稿上还写道，“聪明的大夫有三条使我们远离瘟疫的黄金规则：迅速离开，走得远远的，不要急于回来”。外来移民、流浪汉受到歧视和迫害，其中犹太人受害最深。1399年疫情期间，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要求对病人和死亡人数进行统计，以日报形式呈交他本人，并向社会公布统计数据。这一制度也随即被意大利其他城市借鉴和采用。严格的隔离措施给意大利带来了安全，但也给意大利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引起了商人和依靠日工资生活的雇佣工人的不满。为了缓解防疫和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引入了健康通行证制度，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和货物可凭证通行。之后，随着“黑死病”反复发作，应对危机的临时委员会逐步转变成常设的公共卫生署。意大利卫生署有处理相关事物的绝对权力，卫生署颁布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他们还可以对不遵守防疫条例的人使用酷刑。

——摘编自向荣《“黑死病”与意大利和英国的抗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