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内阁只是侍皇帝左右备顾问的秘书机构，对皇帝具有天然的依附性。内阁欲求发展，不得不依赖皇帝，受皇帝控制。内阁的荣与衰，内阁的政治生命都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永乐时期，内阁不过是一个侍左右，备顾问的秘书性机构而已，自仁宣之后，由于得到皇帝的信任与青睐，内阁权力日益增长，逐渐有了票拟权和参与评议朝政的权力嘉隆万历时期，内阁发展达至顶峰，得以以部院之职兼任大学士，品秩日渐加尊，班列位于六部尚书之上。内阁首辅已俨然历代之“宰相”。

——摘编自武萍《明代的内阁制度》

材料二   随着议会至上原则的确立和“虚君”政治的到来，英国政体形式迅速向内阁制靠拢，内阁制原则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首相逐渐取代英王主持内阁工作。1742年，沃尔波尔遭议会七次否决被迫辞职，创下政府失去下院信任后必须辞职的先例。小皮特于1784年解散议会重新进行大选的做法构成新的宪法惯例。

——摘编自韦荣建《论英国内阁制度形成与发展》

材料一：唐代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君王在司法审判方面，都享有最高司法权和最终决定权，君王处理意见，对案件的最终处理具有举足轻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官僚系统是处在帝王与百姓之间的中间层，地方官员而言尤其如此。这些地方官员是国家统治和法律实施的中枢力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典是法家化的，但运用律法审理狱讼的大多是儒家化的司法官员。唐代儒家化的司法官员不仅负责唐律的实施，而且使唐律在实施中发挥了重要的教化功能。无论是帝王在诏令中对违法犯罪案件作出决断时，还是司法官员对具体案件进行审理时，无不注重对唐律教化功能的运用和发挥。

——摘编自厉广雷《儒家法律教化思想与唐代司法》

材料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拥有制定宪法、法律、法令、条例的权力。这些规定，对地方政权机关的权限、机构设置、人员组成、行为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规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案，发布训令、命令、通令、指示，要求地方遵照执行，还建立了巡视和检查工作制度，派遣特派员或工作团到地方监督处理行政事务。中央还有撤换和变更下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权力。

   ——摘编自李国忠《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材料一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即将人民按照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单位进行编制，实行连坐制度。告发“奸人”，获得与在战场上杀敌一样的奖赏，隐匿者将受到与降敌一样的处罚。……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谬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为田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允许百姓自由买卖土地。

——摘编自赵毅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秦孝公时，曾有人当面批评商鞅“相秦不以百姓为事”“残伤民以峻刑”，违背了“得人者兴”“ 恃德者昌” 等基本治国要领，是注定不会有好下场的。西汉时，著名思想家贾谊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有些人认为，秦朝二世而亡的根子或许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已经种下了。

——高中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   在政党制度建立初期，在选举中获胜的执政党都把政府的官职作为战利品酬劳，对该党有功和对选举胜利作出贡献的人，而对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工作能力等考虑不多，甚至根本不加考虑，公开的进行“肥缺分赃”。

——古燕著《西方政治的稳定器》

内阁大臣的首席录事每年总收入为553英镑，其中职薪仅为175镑，不足1/3。……据调查，1764-1778年间，陆军主计处账目亏空高达445735镑。1780年，土地局税吏共拖欠398748镑税款。

——陈乐桥《英美文官制度》

材料二   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猛增使其政治要求增加。他们要求参与行政管理，要求清除旧制度的弊端，要求社会公职向社会开放，要求机会平等、自由竞争，建立一个廉洁而高效的政府，更大程度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从政治上促进英国经济的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