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
——摘编自黄日葵、李大钊等《北京同人提案》(1922年夏)
材料二 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 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摘编自邓小平《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1941年4月15日)
材料三 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党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摘编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共产党在1922~1927 年为建立“联合的战线”所做出的努力。(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民主政权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
2 . 史料一 和亲政策在西汉初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时两位最高统治者之间表面上的平等性和互补性为汉朝与匈奴进行谈判提供了相对合适的——尽管不是理想的——基础。和亲政策的启用并不仅仅是在与更强大的国家相处时为了建立一种“活路模式”而被迫作出的选择，同时也是一个长期战略，其目的在于吸收匈奴领导阶层的下一代进入汉王朝的政治领域，借以压制匈奴这个独立而又充满敌意的国家。这一政策甚至可以被视作春秋时期婚姻外交的延续发展，表明汉王朝等候时机，并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为代价以获取长远的政治目标。汉朝的制度性皇权和匈奴的神赐能力的酋长制这两种政治权力观念存在的巨大差异，甚至是不对称的，这可以说是和亲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史料二 贞观三年，太宗派兵十万征讨东突厥，擒拿颉利可汗，东突厥十万余口尽数投降唐室，唐室将降部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的边塞地区，设置州县并任命原东突厥贵族突利、阿史那思摩两人为都督以统理之。此外，东突厥诸酋长“皆拜将军、中郎将，步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太宗说：“诸部落悉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从善，并授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爱之如子，与我百姓不异。”
——摘编自王义康《唐代册封与授受四夷官爵试探》
史料三 顺治对达赖喇嘛的册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达赖喇嘛首次得到了清代中央王朝的册封，从此历世达赖喇嘛的认定都必须经过清代中央王朝。这不仅是西藏宗教界对中央王朝的认可，也是西藏僧俗民众对中央王朝的归附。尽管达赖喇嘛的称号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但一个蒙古汗王所赠之号与一国之君所封之号不可相提并论。
——摘编自《中国历史资料选编》
[探究]
(1)根据史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初实行和亲政策的原因。
(2)根据史料二，概括唐代民族政策的特点。
(3)根据史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在西藏实行的册封制度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影响深远的原因。
材料一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折狱”或“引经决狱”，是遇疑难案件依据从《春秋》等儒家经典中抽象出的法律原则进行决断的审判方式和制度。在汉武帝“尊崇儒术”的背景下，由中央司法机关廷尉处理疑难案件时率先采用并逐步盛行并制度化。春秋决狱作为一种审判方式和制度得以产生和长期存在，是因为它能妥善处理司法中的疑难案件，能对中国古代法律的漏洞和偏颇起到补阙和纠偏的作用，它既是中国古代的司法衡平机制，又是法律缺陷的修补机制。
——摘编自吕志兴《春秋决狱与中国古代法制的真实关系》
材料二 唐代中央政府的司法机构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个机关组成，地方的司法工作由州县的行政长官兼任。唐代司法的一般程序分为起诉、审判、复审、执行四个阶段。从法律上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司法制度，其中规定的诬告罪、法官审判责任制、御史台官员监督参与司法、会审制度、上诉制度、复审制度、死刑复核复奏制度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唐代司法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实行公开的不平等。皇亲国戚、官员犯法，有上议、上请、官当等特殊规定，从而保障封建的等级特权。
——摘编自冯辉《唐代司法制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实行“春秋决狱”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司法的特点。
材料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位于四川省境内，距今有3000—5000年历史，是古蜀文化的重要遗址，也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前人们都认为中国的古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标志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在三星堆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青铜器，还有大量的青铜人像、人面像、兽面像等。这些青铜器和人物像风格独特，例如，黄金权杖和黄金面具等，在我们已知的商代和以前的中华文明中从没有发现过，却常见于埃及和西亚的出土文物中，如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刻画了太阳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权杖的形象。除此之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也有人认为与两河流域发现的生命神树雕像有亲缘关系。正是因为这些出土文物形态如此奇特，并且与西亚、埃及等地似乎有着很多联系，围绕“三星堆文明起源之谜”，学术界产生了诸多争论，主要代表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三星堆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亚文明，是中原文明的重要分支；二是，三星堆文明来源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三是，三星堆文明是受多元文明影响生成的文明。
2022年6月，三星堆考古发掘最新成果揭秘，共出土文物近13000件。在这次出土的文物里面，有些种类在中原地区也曾经出现过，例如，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与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摘编自杨晓邬《揭秘三星堆“上新”背后的故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星堆文明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学术界对“三星堆文明起源之谜”的争论说明了什么问题。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考古发掘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
材料一 在吸取秦汉至唐宋等朝边疆统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元朝在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对“内属”“归附”的少数民族或部落酋长或首领封以官爵，使其代表国家间接统治原有领地和民众，将少数民族首领整合进国家职官体系、各族土民整合为国家民众，强化元朝的国家权威和民众的国家认同。即“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皆因其俗，使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元朝先后在西南等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设置大小土司数百家，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等省。
——摘编自彭福荣、刘译蔓《国家整合视野下的元朝土司制度》
材料二 清朝初年，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雍正帝即位后，深知土司危害，“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同时，土司间、土司内部经常发生斗争，给土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伤。土民强烈要求摆脱落后的、残酷的土司制度。在政权稳定后，他以坚定的决心使改土归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摘编自张琦《浅论清初云南的改土归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土司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实行改土归流的原因。
| 时期 | 大运河的开凿与改造 |
隋 | 结束长期分裂割据后，为加强对南方的统治，隋炀帝从洛阳开凿南通余杭、 北抵涿郡的南北大运河，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连接为一个整体。 |
唐 | 唐王朝建都长安，当时的长安城有百万人口，更需要大运河为其漕运服务，唐朝开伊娄河、广济渠工程，又一次开启了具有“天下”格局的“中国共同 体”。 |
| 北宋 | 运河交汇之地开封为都城，北宋进一步开凿新河，疏浚旧河道，开创了漕 运的鼎盛时期。 |
元 | 改造运河，使大运河从北京开始由河北入山东经江苏直达浙江杭州，大大 缩短了航程，并把钱塘江、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这六大水系一 脉贯穿，“中国共同体”得以强化。 |
| 清 | 清王朝继承元明两代的治河成果。康熙平定三藩之后，六次“南巡”都为黄 河、运河而来。 |
——摘编自翁淮南《大运河：千年流动的文化血脉》
(1)根据材料概括隋唐以来大运河开凿与改造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大运河修建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早期的股份公司是今天跨国公司的雏形。这些新组织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均将他们的储蓄投入股份公司。于是，世界商业落入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以及荷兰和法国的西印度公司等股份公司手中。这些公司由国家给予铸币、拥有武器，同时还有对外宣战等特权。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美国垄断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积累了空前庞大的资本。二战后，随着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进一步加剧，垄断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1950年，美国资产在1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有700家，占公司总数的0.1%，其资产占全部公司资产总额的50.8%。到1968年，这样规模的大公司增加到2300家，占公司总数的0.2%，其资产竞占全部公司资产总额的63.9%。1960年，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有96家，到1971年就增加到289家，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特大公司有6家，到1970年增至15家，1971年又增至20家。
——摘编自任廷祚、王光振《战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原因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概括早期股份公司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初期美国大型垄断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
材料 海外学者在写作风格上运用西方史学叙事传统，以讲故事的形式来面对大众群体进行历史写作，以丰富的细节、具体的人物、真实的事件为案例，采用多重视角展示晚清时期的中国，使其著作兼具学术深度和通俗易懂。他们引入外文资料与中文文献互相参照，这就扩大了史料范围。随着西方史学思潮及时代、学术背景的变化，西方史学界在不同的时代都会产生不同的研究范式，但都是以西方为中心来研究晚清史。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内在对海外晚清史著作引进之时要注意区分其存在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国内学者有必要利用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多领域联合推动晚清史研究。中国学者更应该在中国文化历史的“基本盘”上，凝练出具有自身历史逻辑的理论命题和方法，建立起中国历史的主体性，提高相关话语权。
——摘编自张德明《新时代海外晚清史研究译著的视角、特点及局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代海外晚清史研究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海外晚清史研究的可供借鉴之处。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传统阅读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阐述宋代的“耕读文化”。
材料一:对唐朝中央而言，各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须经中央册命，给予“玄鱼金符”或“印章袍带”才能取得统治本族的合法权力，并以其为征发信符。都督、刺史死亡，或年迈体衰不能视事，其后嗣亦须经唐中央“下诏册立”。各羁縻府州间发生纷争，唐中央直接干预，而府州则须听命处置。对不同族间的诉讼，要按国家法律审理。对破坏国家统一的反叛和谋逆活动，更是依国家法律严厉处置。朝廷制有专玺“天子信宝”,以征发“蕃国”之兵。各羁縻府州也有义务助兵中央。平高昌的唐兵中，有突厥、契莎数万骑。讨伐安史叛乱，回纥兵更是功不可没。各羁縻府州须定期奉献“贡赋”。
——摘编自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政府“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场，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太平兴国四年，宋出兵攻辽，互市“罢不与通”。雍熙三年(986年),宋再次主动出击失败，端拱元年(988年),宋辽双方通好，宋廷诏“许边疆互相市易”。嘉祐二年(1057年),元昊子谅祚扰边，宋示谕“要以违约则罢和市，自此始定”。金灭辽后，宋方虽于盱眙军、光州、安丰军、随州、襄阳府、天水军等地置榷场与之互市，但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互市时断时续。
——摘编自林文勋《宋代以“互市”为内容的民族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的民族政策及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间设立互市的原因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