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救荒大事年表（部分）
| 年代 | 大事摘要 |
| 商 汤 二十四年 | 大旱。汤祷于山林之野。 |
| 汉高祖 二年 | 关中大饥。令民就食于蜀、汉。 |
| 汉文帝 二年 | 下重农诏，九月，又下重农诏。 |
| 汉文帝 十二年 | 纳晁错之言，诏赐天下民租之半。 |
| 汉武帝 建元三年 | 平原大饥。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 |
| 汉武帝 建元四年 | 汲黯过河南，发仓赈民。 |
| 汉武帝 元鼎六年 | 倪宽奏请凿六辅渠以灌田。 |
| 汉宣帝 五凤四年 | 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请设常平仓于边郡。 |
| 汉平帝 元始二年 | 郡国大旱蝗。民捕蝗以石斗受钱。民疾疫，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
| 东汉光武 建武五年 | 以旱蝗出系囚，罪非殊死，一切弗案。 |
| 晋武帝 泰始七年 | 以雍、凉、秦三州饥，赦殊死以下。 |
| 隋文帝 开皇五年 | 度支尚书长孙平奏请立义仓。 |
| 唐太宗 贞观二年 | 山东旱，遣使赈恤，为民赎子。 |
——摘编自邓云特《中国救荒史》
材料二 晚清时期，随着灾荒日趋严重，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与借鉴的防灾救灾思想。郑观应认为生态破坏是灾荒频发的原因之一，他主张广植树木，以树吸水，使农作物“虽值干旱犹不至于速槁”。他还主张广泛设立金融机构办理农业保险，仿效西方保险之制，“损害分担，灾荒无忧”；设立农仓，平抑物价,农民一旦受灾,可及时提供帮助,使其免受盘剥。热衷于慈善的江南绅商经元善重视兴修水利，提出了治河代赈的主张，希望从根本上消除灾源。他还主张救急不如救贫：“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术教人，功德无限量……此举不但恤贫，且以保富；不仅可变通赈济，亦可变通一切善堂。”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交通不发达是阻滞和影响救灾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主张将铁路建设与救灾事宜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一些防灾救灾的具体主张，内容包括大力发展实业，尽量增辟富源，以防灾救荒；寻河治水，利航而祛灾；发展农业与植树造林等。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灾荒救助的特点，并分析古代灾荒救助的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救灾思想出现的新变化，并分析出现这种新变化的原因。
(3)综合以上材料思考，古代及晚清时期的灾荒救助对当今国家治理有何启示。
材料一 从8世纪中叶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并赞助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在哈里发的资助和倡导下，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勋、译述。他们在对原著直译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校勘、注释、质疑、摘要、评论等，发挥了自己新的创见。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典籍中重要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柏拉图的《法律篇》《国家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以及医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译作。这些著作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迷人的智慧，不仅大大丰富和增长了见识、学问，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将阿拉伯人由一神信仰阶段带入了层次更高的理性思辨阶段。
——摘编自潘潇寒《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深感西方船坚炮利，提出必须“访夷情，译西书”，开近代翻译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筹建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从事大规模翻译活动。徐寿1868年在江南制造总局主持译书工作，大多是根据西文的较新版本，由传教士傅雅兰口述，徐寿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前后译书17部约280万余字，所印书籍涉及经济、军事、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甲午战争之后，翻译活动迎来新的高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式微，翻译活动也逐步走向民间，形成了近代晚期新兴的翻译群体。著名的翻译家主要有马建忠、严复等。他们都满怀爱国热情和报国志向，有海外留学或驻外经历，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有深入的了解。例如严复提出的“信、雅、达”的标准，确立了翻译作品的真实性、严谨性和可读性。他在所译作品中都有序言，介绍翻译本书的目的，同时对书中旨意进行阐述。如翻译《天演论》中介绍过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翻译《论法的精神》中对旧思想批判尤为突出，倡导“(立宪之国)主人非他，民权是已”的主张。严复的翻译可以说不独是理论学说的介绍，而且是一种“批判的武器”。
——摘编自史日丽《近代翻译活动的时代特征》
(1)根据材料一概括百年翻译运动的特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其兴起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指出甲午战争前后翻译活动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翻译活动的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文明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每个都城都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人口数量庞大，远超地方城市，这是因为都城的建立是为了加强王权及聚合地方资源，历代王朝君王在定都之后，几乎无不使用国家力量，用强制的方式来聚集社会要素和经济要素，使都城得以快速发展。如秦始皇定都咸阳之后，强制性“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明朝永乐年间，明廷迁都北京，曾先后两次以国家的力量强制性向北京移民。
——摘编自王立华、何一民《王权—国家力量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变迁》
材料二
古典时期雅典的僭主、政治家等也都认识到城市公共设施的重要性，比如露天剧场、体育馆、庙宇等公共建筑。工匠们就用一些“宽敞、漂亮的公共集会地”装饰雅典城，他们的工作包括种植树木，给广场和柏拉图学园修建小路和提供水源以及提供排水和卫生设施。在古典时代雅典的城市规划中，民主的因素也可见于居民区之内的房屋布局中。
——摘编自林雪丽《从古希腊城市规划的演变看政治因素的影响》
材料三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描写曼彻斯特的土地占有者：“只要哪里还空得下一个角落，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们就在那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这样见缝插针建成的房屋不仅结构混乱，而且采光和通风的不足还会带来恶劣的卫生条件。在利兹，一些工厂主在工厂附近的有限面积内塞入了小规模工人住宅区，包括臭名昭著的背靠背住房。这种住房只有一面墙上有窗户，采光和通风都极差；房屋围合成狭小的中庭和独头的死巷，只在一角设有公共清洗场所和厕所，几乎没有排水、排污及供水设施，因为工厂主认为“将管道引入尽头封死的道路，从经济上考虑是很不划算的”。
——摘编自梁远《近代英国工业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规划（1848—1939）》
材料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规划法》开始酝酿出台。1978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1980年，国家建委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随之建立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机构。改革开放加快了城市规划编制单位的增加与规划行政管理机构的队伍建设，到1986年年底，全国城市规划队伍发展到了1.5万人。1989年后，中央人民政府着手建立以《城市规划法》为中心的城市规划法规体系，配套法规和相关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城市规划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不断出台。
——摘编自任致远《改革开放与城市规划》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希腊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叶英国城市问题的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应对城市规划建设问题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铨选制度是我国古代的官僚选任制度。宋代一方面通过科举等方式广求人材，吸收“新鲜血液”；一方面通过铨选使这支队伍分门别类、上下有序。照宁年间，作为王安石吏治思想的实践，铨试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四年十月，重定铨试之制。据马端临说：“旧制荫补初赴选，皆试律暨诗；已仕而无劳绩、举荐及无免试恩，皆试判；(熙宁)更制以后，概试律义、断案、议，后又增试经义。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其入优等者，往往特旨擢，赐进士出身。”于是，荫补人及天下官吏争相诵习法令。
—摘编自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材料二 虽然北洋政府制定颁布了大量有关考试的法规法令和施行细则，也口口声声说“无论何项文职，均以考试或甄用合格者为进身之正轨”，并下令要求对考试各法规应“切实遵行，不得臆为出入，致滋徇滥”。然终其灭亡，北洋政府也没有制定公布出一个完全以考试为文官任用标准的正式文官任用法。事实上，通过文官考试获得为官资格的人微乎其微，充斥于政府的仍是大量的旧式官吏。现任的前清官僚得以留任或升任自然不在话下，甚至那些早已不在任的前清遗老们竟也被重新任用，“都中各部犹存清代之风光”。因此，民国的官吏是“旧官僚奴根未去，新官僚又大种奴根”，在民主共和制华美的外表下包含着的是封建主义的内核。
—摘编自秦昊扬《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研究：1912~1949》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国的人事管理工作进入到一个恢复、发展和改革的新阶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明确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1982年开始，国家机关进行了机构改革，在实行干部退休制度的同时，大批地选拔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对领导职务规定一定的任期和届数，任期满时，根据考核的结果决定升降或连任。针对长期以来干部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国家适当下放干部管理权限，把过去管理下两级改为原则上只管下一级，企业和一些文教科卫等事业单位管理权限的下放也逐步跟进。
—摘编自陈振明《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模式》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铨试相较于科举考试的不同。(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洋时期文官选任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归纳我国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19世纪80年代，德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率先构建了包括家庭津贴、养老、疾病、失业、伤残和死亡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大大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此后，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建成了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全民就业、社会保障和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但是，过度的社会保障，加大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容易助长懒惰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工作动力，效率低下。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向近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赈济制度已经衰落，传统的家庭救济模式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工作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经略见成效，例如1915年仿照欧美《济贫法》制定的《游民习艺所章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福利立法，则以1943年《社会救济法》为其典型，将社会上极度贫困的弱势群体与受灾民众作为优先照顾的对象。由于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社会福利立法产生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摘编自聂鑫《近代中国社会立法与福利国家的建构》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险法规，至1957年，“初步建成了以国家责任为主体，覆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生活方方面面的福利制度”。改革开放后，以城乡统筹为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社会福利制度从城乡分割到城乡全覆盖，努力实现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
——摘编自胡晓义《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现代欧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现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不同之处，并说明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现代中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明成祖《内训·序》曰：“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岁而入小学，女子十年而听姆（姆，女师也）教。”从文王时代，太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的女子教育的规范，到整个封建时代的“三从四德”，皆如此，不断地在严格家庭秩序和伦理规范。而对于女子的种种教育，无须依靠学校，完全由父母特别是由母亲代代相传。幼年女子，少年女子如此，出嫁后的女子依然如此。如明代吕近溪《女小儿语》主要教少年女子行事言行，汉代班昭《女诫》中有教授已婚女子如何做好妇女之事的“妇行”篇，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姊妹《女论语》中有教已婚女子的“事舅姑章”“事夫章”“训男女章”“营家章”“待客章”等。明代仁孝文皇后《内训》有教已婚妇女的“修身章”“景贤范章”“母仪章”。清代贺瑞麟《女儿经》以通俗易懂的言语教女儿为人处事、做人行事。
——摘编自张丽杰《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对当今女子教育的启示》
材料二 由于英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新的教育机构的出现和妇女频繁参加经济活动，使得英国妇女受教育状况的改变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当时大多数的人都主张贵族妇女应该学习一定的知识，以便能够培养她们的贞洁观念和宗教虔诚。很多贵族由于没有男性的继承人，为了使女儿未来能够接管自己的领地，也主张对女性进行一些教育。富有市民和小手工业者阶层的女性开始进入到了学校。除了教授用本地的语言进行阅读以外，还有宗教祈祷和礼节知识的课程。对于一些下层的劳动妇女，她们的家庭都有经济条件送她们去专门的学校去学习。作为劳动群众，妻子和丈夫一样每天都要为家庭的生计而奔波。特别是她们从事职业的广泛性，小的时候所受到作为贤妻良母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要求她们有着一定的职业技能。
——摘编自唐宏刚《中世纪后期英国妇女教育状况及其影响探析》
材料三 从中共三大以来我党就十分重视妇女教育，颁布了一系列纲领文件，许多领导人也做出了相关指示。1937年陕甘宁边区出台的《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工作新决定》，1938年《毛泽东抗战初期对妇女的指示》，都体现出党对妇女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关切。从延安时期妇女教育的内容来看，既包括有纺织缝纫、种地等劳动生产活动，也有学堂教学、理论知识学习。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不仅仅停留在课堂上，而是及时有效地落实在生产实践中去。真正实现妇女思想、经济的双重解放。为此，我党颁布《儿童妇女待遇办法》《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一系列文件，并建立了妇女联合会，让妇女干部去做广大妇女的工作，渐渐地当地妇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摘编自王雨薇《延安时期妇女教育经验》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世纪后期英国妇女教育发展的原因与概况。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延安时期发展妇女教育的有利条件与积极作用。
材料一 考古出土实物表明，中国棉花的品种是亚洲棉和草棉，均从国外传来。三国时期，珠江流域已普遍种植棉花，新疆是中国较早植棉的地区，总体晚于华南地区。“亚洲棉”从南路入广东，后至华中棉区；“草棉”从西路入新疆到甘肃，后传到华北棉区。棉种约在宋元之际完成了向中国内地的传播。棉花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逐步进化为一年生棉花，产量提高，品质有极大改进。古代文献中，棉花被记载为“吉贝”或“白叠”，棉布被称为“吉贝布”或“白叠布”。元代王祯在《农书》中记载“（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臬荸，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棉纺织技术在元代有重大改进，《南村辍耕录》中记载“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元代制定了江南夏税制度，规定“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棉布被定为常年租赋之一。明太祖曾下诏，“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经过元至明约两百年的传播，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已基本推广到全国。
——摘编自王亚蓉等《中国古代“布”的材质演进——兼论棉花在中国的普及》
材料二 在近代历史上，棉花资本主义留下一系列充满矛盾的遗产。它让无数人获得了财富，从中受益，但它同时让更多人受尽磨难，成了受害者和牺牲品。正如贝克特所说，棉花资本主义是一个关于控制和剥削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关于“自由和创造性”的故事。
——根据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等资料整理、制图
(1)根据材料一概括棉花在中国传播种植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全球棉花种植加工的阶段性发展概况。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材料二中“控制和剥削”“自由和创造性”的理解。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文化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上海服饰变迁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近代欧洲服饰演变的趋势。
(4)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服饰文化变化发展的认识。
材料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后诸侯国纷纷起而仿效。随着法律的公开化，“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在总结各国法律的基础上，编定《法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体系的法典著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是一部诸法合体分篇而以刑为主的法典，商鞅变法的《六律》就是仿照《法经》的内容和体裁制定的。……中国古代法规中不但有一般的惩治刑事犯罪的内容，还载有国家体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条款，既包括了军事、财政、经济、文教等方面的职责，又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不但详列了判决量刑标准的实体法，还包括具体处理诉讼、办案断狱的程序规定。此外，还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责、待遇和具体工作细则，乃至考课、升贬、休假、丧葬之制也无不在内。律、令、格、式、例和诏敕、上级批详等长期并行。
1870年，清政府进行了一次法律修改，虽然是小修小改，但还是迈出法律变革的第一步。1889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随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统治岌岌可危，清朝政府被迫承认，不变法实难苟存，一些高官权臣们也认为不图强则不能自立。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和驻美大使伍廷芳等主张兼取中西，着手修订法律，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法规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末修订法律法规的原因。
材料一16—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从来华传教士反馈的图像中“发现”了中国，其中法国的表现尤为特殊。17世纪末到18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文化展开了研究和争论，典型如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文化之争。伏尔泰向往贤明而仁慈的君主，当他从耶稣会士笔下看到中国皇帝形象时，自认为找到了开明君主典范。伏尔泰认为“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孟德斯鸠不否定中国文化中有积极的一面，但他认为要坚持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就必须与中国划清界线。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的法律所强调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其间有许多刑罚条款却少有正义、平等、自由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所接触的中国材料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却对中国文化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摘编自严建强《“中国热”的法国特征及其解释》等
材料二1840年前后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层为了解西学，设立了专门的官方翻译机构。其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译书主要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以及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等应用科学。1895年后，译书之风大盛，不但一些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西书，形成了翻译群体，各种社团、报刊也加入这股译介西学的洪流。这一时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西译家首推严复。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10多种西方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有学者认为，严复所译的著作要比一大批传教士与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这时代的要求。
——摘编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17—18世纪法国思想家关于中国文化争论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晚清时期中国翻译活动发展的特点，并简析其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