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伏尔泰十分赞赏中国通过科举和所谓根据个人品德才干遴选官员的制度。他在《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都有所谓举贤授能的论评,他认为中国皇帝是能洞察下情、任人唯贤的,因此不乏溢美之辞,称颂中国皇帝是:“以善良仁慈、行高德远而驰名遐迩的君主。”总之，“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人民”,这是伏尔泰从东方世界所看到的中国,确切地说是他从神秘而遥远的东方所“构想”出来的中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摘编自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1901年8月,清廷颁布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明确科举考试，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实事,以求真务实。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905年8月,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引起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立即废除科举制的呼声大涨。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得到清廷的批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宣告结束。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伏尔泰对中国科举制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看待科举制度的正确态度。
材料 宋代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兴盛发展的时代，蒙学思想和文化影响深远，涌现出张载、朱熹等一批具有理学学术背景的蒙学教育家，其在建构理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也积极将理学教育思想通过编纂教材或讲学贯彻到蒙学教育中。同时，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后，吸取唐中期以来节度使割据叛乱的历史教训，为振衰起弊，开始实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在此政策基调下，宋代蒙学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蒙学教育机构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不仅在宫廷和国子监设立“小学”，还规定“天下州县并置学……县亦置小学”。宋代蒙学兴盛另一个表现是种类众多但体系完备的童蒙教育教材体系开始形成，其在蒙学教材编纂中兼特教授初步道德行为训练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学目标，形成了涉及识字、伦理、历史、诗歌、名物和自然等知识的蒙学教材体系。
——摘编自《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育兴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育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朱熹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榖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明代顾亭林也说：“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在这种战争硝烟味极浓的政治环境中，孟子向统治者推行以德化人的“王道”理论势必行不通。
——摘编自肖观梅《浅析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不被重视的原因》
材料二 赵宋王朝依靠文人，大兴科举，平民士人因此而崛起，具有了强烈的自觉意识，逐步走上了政治舞台。宋代自开国创制以后的几十年里，社会积弊很深，政治气氛越来越消极。同时统治者借佛、老思想粉饰太平，以佛、老那种清静、无为来为他们的因循守旧作辩护。这种不思进取、无视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社会事实，促使有忧患意识的儒者同时发出了辟佛、老和改革政治的呼声。唐末五代是人欲炽盛、天理不存的时代，士人无耻，学风不正，有识之士多认为惟有重振儒学才能磨砺士气，重建道德。因此，复兴儒学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唯一途径。
——摘编自叶平《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时期不被重视的社会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好儒学，从民间收集经过秦火保留下来的《尚书》《礼记》等古文先秦旧书，经考辨将正本献给朝廷。《汉书》评价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作注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淮南王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故颜师古说他“言无实用耳”。
——摘编自《汉书》等
材料二 清代学者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而清儒“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即佛、道），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阮元进一步评论道，“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近人梁启超也认为清儒“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梁启超笔下的科学精神，是指“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已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等。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
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的背景，并简析河间献王被评价为“实事求是”的原因。
材料一 思想市场指的是思想有自由表达的环境，百家争鸣。执政者不但不禁锢思想，反而着力创造思想自由的氛围，鼓励思想论争，自己则对救时主张择善而从。我国历史上曾两次出现了思想市场——春秋战国时代和民国初年五四时期。
——北京大学教授袁刚《思想市场会使中国更有前途》
材料二 “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迄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1916年）
材料三 民国建立后的种种现象，使知识分子于失望之余，继续探求救国之道，终于获得了新的觉悟，深感必须涤荡违背时代的、保守的旧观念、旧信仰、旧人生观……简言之，必须摒弃传统，致力于新思潮。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1)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我国历史上两次“思想市场”中的“救时主张”。
(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初年五四时期“思想市场”出现的原因。
(3)据材料二，概括陈独秀对“孔教”的基本态度。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陈独秀这种思想态度形成的背景。
(4)依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写出“摒弃传统，致力于新思潮”的四位代表人物，并概述“新的觉悟”的基本内容。
材料一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趋）本务而寡末作。
——《韩非子》
材料二 黄宗羲说，工商“盖皆本也”。“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国家是“为万民非为一姓”。
——改编自黄宗羲《原君》
材料三 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了商部，由皇亲贵族载振任尚书，掌管商务和工矿铁路等事。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商人通律》和《公司律》。此后，清政府还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实业的章程和法令《商船公会章程》《奖励公司章程》《改订奖励公司章程》《奖给商勋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
——改编自陈旭麓《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韩非子的经济思想。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经济思想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上述商业法律颁布的意义。
材料一 对欧洲人来说，曾经存在过的古希腊和罗马是他们的幸运所在，文明之光正是来自于这些被废弃的文化瑰宝。在以意大利本族语创作的作品中，但丁不仅仅批评了中世纪教堂的愚蠢与腐败，还指出了其不应该压抑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达到完美顶峰的人的本性。这一时期人文主义的主要观点是“重新发现、解读和吸收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知识和价值观的精华”。文学家们充满活力地为思考辩护，提倡市民人文主义。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带着完美的肉身和思想超越到来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人文主义的目标是创造全面的人，这种人集合智力与体力上的优秀，有能力在几乎任何情况下做出高尚的事情。学者在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品中寻找人文主义的光辉思想，然后表达对于被教堂所控制的社会生活的失望。……文学领域里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明显地撼动了教皇的统治地位。
——摘编自包曙光《文学作品阅读中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比较为例》
材料二 胡适一直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他将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内涵丰富为检视传统和创造新质两方面，不仅包括文学运动和语言运动，还有整理国故、思想变革、新人生观、发展学术和科学研究等内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对传统的批判、胡适“大胆假设”的怀疑思维、鲁迅批判吃人礼教，都带有“启蒙的色彩”。白话文运动也是“明白清楚的启蒙精神的流露”，它没有深奥的哲学和形上学的思辨，“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浓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而势利”。它是移植的文化运动，是未能得到自然发育的民族主义运动，其文化精神已渐见结束。
——摘编自王本朝《“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身份认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在文艺建设方面的基本主张，并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家的文艺建设主张相比，近代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所呈现的不同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好儒学，从民间收集经过秦火保留下来的《尚书》《礼记》等古文先秦旧书，经考辩将正本献给朝廷。《汉书》评价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作注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淮南王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故颜师古说他“言无实用耳”。
——摘编自《汉书》等
材料二 清代学者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自通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而清儒“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即佛、道），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阮元进一步评论道，“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近人梁启超也认为清儒“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梁启超笔下的科学精神，是指“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等。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的背景，并简析河间献王被评价为“实事求是”的原因。（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概括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的原因，并指出梁启超所述“实事求是”的新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