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启蒙与救亡是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借助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制度作为富强救国的一种工具。五四后期，启蒙运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救亡的主体由原来的知识阶层转向革命知识分子领导下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广大民众参与革命并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革命后建立的新中国成为个人自由、解放和幸福的政治条件。

——摘编自杨全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演进的逻辑与特点》

材料二   1868年，日本明治新政权建立，但国内封建关系没受到根本性冲击，政治局面还不稳定，殖民地化的威胁依然存在。因此，明治新政府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口号，为适应这一要求，日本近代思想启蒙开展起来了。明治14年是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一年，也是启蒙思想家发生思想彻底转变的一年。福泽谕吉开始鼓吹“内安外竟”，颂扬和鼓吹对外侵略，进而抛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鼓吹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走向了极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

——摘编自崔世广《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特点》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870年，清政府批准了容闳提出的“留学教育计划”。1872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上了《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1872-1875年，共四批120名幼童赴美留学。预计留学时间15年。

数年之后，很多幼童渐渐对《四书》《五经》和儒学孔教失去了兴趣，对繁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看重，而对个人权利、自由、民主等观念十分迷恋。1881年，驻美公使陈兰彬上奏清政府，描述留美幼童的“现状”，建议撤回留美幼童，得到清政府批准。留美幼童分三批回国。

——《转型中国·思想犯：留美幼童回撤事件始末》

材料二1950-1963年，中国共派出留学生9594人，其中，派往苏联8357人，东欧各国925人，西欧和亚洲各国17人。留学生的选派、培训到政治审查、专业选择、学习和生活费用、期满后回国的工作分配，均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由教育部门派遣的学生数量，自1951-1956年逐步增长，1957-1960年降至每年四五百人，此后逐年减少，至1964年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从留学专业看，以1950年留苏的375人为例，理科35人，工科261人，农科9人，医科28人，文教10人，政法21人，财经11人。

——《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的历史考察》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清政府留学教育的背景并指出这次留学计划夭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此次留学运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材料一   孔子认为艺术、审美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贯穿于人格的完善、人性的修养的始终。诗所兴起的是人的道德自觉、仁爱情感，这是以“仁”复“礼”的前提。在“兴于诗”的前提下，人的视听言行才能皆合于礼，立身处事皆“立于礼”。“立于礼”只是做到了人的心理欲求与伦理规范的统一，还不是人格的最后完成，所以还须要“乐以成性”，只有在音乐的陶冶下，才能形成完美的人性、健全的人格。为了使审美教育服从、服务于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对《诗》、乐进行过一番改造，让人形成“仁”与“礼”、内在心理欲求与外在伦理规范交融一体的自由和谐、调畅怡悦的审美境界。

——摘编自祁海文等《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先秦卷》

材料二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在审美教育中重视音乐（包括诗歌、悲喜剧等文学作品）的作用，应“为了灵魂的美善而实施音乐教育”。他把人的性格分为统治者哲学家的理智、保卫者武士的意志及被统治者农工商的情欲三个等级，认为审美教育只有以理智、合理的内容才能使不同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实现和谐的理想国。为此，他提出了审美教育的政治规范，即诗只能描写善、美的东西、音乐必须是适合保卫国家的曲调，禁止“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的文艺作品和表现悲哀、柔弱的曲调。审美教育第一步从只爱某一个形体开始，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综合，掌握美的普遍性，进而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为珍贵”，并更深层次领悟由“行为和制度的美”到“各科学问知识”的美，最后达到理念美的境界。

——摘编自陈育德《西方美育思想简史》

材料   尼古拉·哥白尼是文艺复兴时期波兰数学家、天文学家。18岁时就读于波兰旧都的克拉科夫大学，学习医学期间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40岁时提出了“日心说”，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

1543年5月24日，弥留之际的哥白尼在病榻上收到从纽约伦堡寄来的《天体运行论》样书，他只吃力地用手翻了一下封面，便告别了这个世界。众所周知，哥白尼开启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历史序幕，《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则是这场科学革命的发端，他对人类宇宙观的变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曾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动，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根据蒋道平、徐飞《从哥白尼革命看科学精神的塑造》整理

材料   全球华人在“中华民族”这一大背景、大前提下团结奋进，气壮山河的历史却堪与天地同寿，日月同辉！从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不得益于炎黄子孙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屹立潮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1 2016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摘编自吴楠《民族精神调查报告》

材料一   朱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著书等学术活动，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道德教育思想。来熹道德教育思想重要的内容就是轻视功利，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道德教育的根本目标。他指出，向人们灌输伦理道德思想，不仅要启发他们加强自身的修养，而且要开设学校进行专门教育。他认为对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应当提出不同的培养目标。如小学的道德教育可以从躬行“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八手，让学生懂得“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而大学道德教育的重点则放在“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让学生尽快成为国家的栋梁。

——摘编自余仕麟《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思想精华》

材料二   18世纪，法国卢梭形成了系统的道德教育理论，他主张教育应顺应人的自然本性.使儿童身心得到自由的发展。卢梭否认先天道德，认为人的德行是教育的结果。在肯定.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卢梭主张道德教育要考虑到儿童的年龄特征和身心特点，发展儿童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在卢梭看采，人的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由，自然教育实质上就是自由的教育，把儿童培养成自由的人。为此，他对经院教育的性质进行了猛融的批判，指出封建专制和教会权成下的教育，是时儿童本性的压抑和摧残。此外，卢梭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在理想社会里，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摘编自倪愫襄《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历史流变》等

材料三   辛亥革命后，中华书局编写的《新制中华教科书》较全面贯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宗旨，体现出新的道德教育观念。教科书明确提出“阐发共和及自由平等乏真义”、“提倡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以及“兼采欧化以灌输国民之世界知识”的编辑方针.以期达到“养成独立、自尊、自由、平等、勤俭、武勇、绵密、活泼之国民”的目的。袁世凯统治时期，教育部规定的“修身科”方针，也把“注重道德之实践，养成国民公共心及自治习惯”放在首要位置上。

——摘编自葛新斌、郭齐家《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道德教育观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