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唐以后的总的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对整个宋明理学的评价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进行，它是配合、适应了社会变迁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当然，思想的发展也有历史的渊源。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格物致知出自《大学》，心性见于《孟子》，天理人欲出于《礼记》，这些经典的问题经过理学家们的不同诠释赋予了新的意义。
——摘编自陈来《宋明理学》
材料二 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统治阶级面临着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道德危机。科举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的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王阳明感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他从各种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要救深陷危机的明王朝，单靠镇压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消除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一味地强调知行为两件事，过分割裂了知行的关系，导致不能将道德知识付诸道德实践的情况。“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和行并作一件事，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以便消除以前程朱学派一味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
——摘编自刘子旻《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有什么时代背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理学出现的原因，并分析理学与传统儒学相比的进步性。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发展及其原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是一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特殊时代，各种力量此起彼落，在这个需要知识、智谋的时代，社会的变革促成了贵族与庶民之间的变动与流动，这样处于两者之间的“士”阶层便由此出现了；春秋战国大量的兼并战争，使得人才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各诸侯国都希望通过依仗那些出谋划策的人才，发展自己，使得自己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夏商周时，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期，王权败落，官办的学校难以为继。私学的兴起开创了教育的新天地，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为时代所呼唤的智士，适应了社会变革对人才的需求。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削弱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是士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历史背景。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
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同时，在经济上，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他们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迅速崛起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士族制度的利弊。
材料一 孔子的社会主张是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实现"天下大同"。《礼记·礼运》中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男有分（职位，包括士、农、工、商），女有归（能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夫家，有所依靠）。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它反映了百姓对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压迫、没有战争的社会的向往。孔子认为只有把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的人选拔出来治理国家，才能消除社会弊端，只有为政者具备优秀的执政能力，老百姓才能得到幸福，国家才能和谐统一。
——摘编自张炜钰《对孔子"大同世界"和柏拉图"理想国"思想的相似点及原因分析》
材料二 柏拉图把所有公民分为三个阶层；平民阶层、武士阶层和统治者阶层。三个阶层的人都具有正义感。平民阶层是指农民、手工业者或商人；武士阶层是少数的精英，他们拥有武力，最适合保卫国家；统治者阶层是指那些受过严格的哲学教育的、有智慧的人，他们最适合治理国家。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构成了柏拉图理想国的社会结构，没有分工就不会形成社会秩序，就不会形成有序的社会结构。
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哲学家不仅天资聪颖，而且拥有高尚的道德和崇高的追求，城邦所有的政治权力都应该交给哲学王。"哲学王"统治是实现柏拉图正义理想的关键。
——摘编自温涛《正义城邦和谐社会——论柏拉图〈理想国）的和谐社会》等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孔子与柏拉图对理想社会构想的相似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孔子与柏拉图思想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好儒学，从民间收集经过秦火保留下来的《尚书》《礼记》等古文先秦旧书，经考辩将正本献给朝廷。《汉书》评价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作注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淮南王亦好书，但“所招致率多浮辩”，故颜师古说他“言无实用耳”。
——摘编自《汉书》等
材料二 清代学者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自通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而清儒“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即佛、道），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阮元进一步评论道，“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近人梁启超也认为清儒“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梁启超笔下的科学精神，是指“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与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等。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的背景，并简析河间献王被评价为“实事求是”的原因。（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概括阮元批评宋明理学家的原因，并指出梁启超所述“实事求是”的新内涵。
材料一 明代后期，社会文化不要求“人人圣贤”，而要“人人世乐”，功名利禄的渴求不再占生活第一位，都市人一般“兰膏明烛”“二八递代”即喝酒聚会，谈情说爱，知识分子则收藏琴棋书画，会友或邀友畅游。社会风尚一变前期的“简质”，取代以“导奢导淫”之风，礼拜金钱之风，“好色”“好货”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可以说是市民文化对封建伦常的全面威胁。
——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材料二 “人的觉醒”与“人的发现”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人的觉醒”除表现为对知识的推崇外，还体现为个性解放的追求。在彼特拉克的《歌集》中，他抒发了对情人劳拉真挚的爱，以绚丽多姿的笔墨描写劳拉的形体美与精神美。他对劳拉的爱，不像但丁只是精神上的，而是“同时爱她的肉体和灵魂”。在薄伽丘的笔下，人性是具体可感的，是两情相悦的爱恋。
——肖四新《人文精神的张扬与反思——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精神内涵》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后期社会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其出现的原因。
（2）据材料一、二，指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化与同时期中国文化的异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种不同在欧洲出现的背景。
6 .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近代规模宏大的南开系列教育体系创办者张伯苓语录：“我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精神是立志的表现，无论何事，无精神必归失败。诸君当知，中国近来之巨患不是来自有形之物质，而在缺少无形之精神。精神聚，虽亡非真亡，精神涣，不亡亦抵于亡。”“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注重科学，培养丰富之现代知识；注意精神的修养……”“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近代教育家的光辉典范——张伯苓先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伯苓成功创办南开系列教育的原因。
材料一：朱熹以心的“未发”状态指心之体（或性），以心的“已发”状态指心之用（或情）。心是性、情的统一。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材料二：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
——（明）李颙《答顾宁人先生》
材料三：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瞢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
──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1861年）
材料四：以康有为为主要代表的维新（派）……打出来的口号仍然是文化的口号，叫做“会通中西”。……他对“会通中西”主张，做过一种概括，叫做“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
——丁伟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思》
（1）结合所学，指出宋明理学家关注“心之体用”的根本目的。依据材料和所学，概述李贽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2）根据上述两则材料，比较冯桂芬、康有为看待中西文化态度的异同点。结合所学，分析近代“体用”范畴向政治概念转化的原因。
幸福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幸福就是我们寻找的最好东西，也是完满的目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也不同，根据下列表格回答关于幸福观的有关问题。
| 中国 | 西方 | |
| 古代 | 1．不断提升美德的过程就是追求幸福的过程。“一箪食，一瓢饮”能够修得高尚品德，这样的苦行值得赞颂。 2．“多子多福”是幸福的显著标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族“香火”的旺盛是个人幸福的体现。 | 1．苏格拉底把由理性指导的精神满足当作最高幸福，视情欲为一时快乐之下的痛苦。他提出“知识即美德”。 2．中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幸福来自上帝的恩赐，而物质享受只是世俗的、虚幻的幸福。 |
| 近现代 | 近代的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似乎更多样。有人把国家的富强独立当作终身幸福而奋斗，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年轻人却认为幸福就是自由、平等地追求自己所渴望的东西，比如婚姻、学业、事业。 | 19世纪的西方，享乐幸福论流行，主张物质需要的满足高于一切。费尔巴哈认为“幸福…只是某一生物…能够无阻碍地满足…关系到它的本质和生存的特殊需要和追求”。 |
| 当代 | 改革开放前，人们普遍接受幸福与物质追求相分离，“越穷越光荣”。改革开放后，很多人把财富的多寡看做幸福与否的标准。“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成为2010 年的流行语。 | 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人们依然相信为自身谋取各种物质利益是幸福的保证，同时有些人已经把眼光投向社会弱势群体，帮助他人，实现个人社会价值被当作个人幸福的体现。 |
（1）从上述材料看，古代中西方的幸福观有何共同之处？概括中国古代的幸福观突出特点及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这种幸福观有何积极影响？
（2）结合背景从政治、经济、思想方面分别分析近现代中西方幸福观改变的原因？
（3）根据材料概括，从古代、近现代到当代，西方社会幸福观的发展趋势。
（4）根据材料，你认为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社会幸福观的形成？
9 .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哥白尼是一位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是太阳系日心说的创立者，也是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1496到1506十年间，他到意大利求学，主要攻读医学、法律、神学等专业，还钻研了大量的古希腊著作。哥白尼的天才在于体系的建构，他的伟大成就是《天体运行论》。在此著作中，他提出地球和其它行星每天围绕着它们自己的轴自转，同时每年又围绕静止的太阳运转。明末清初，随着“西学东渐”，哥白尼的学说传入中国。成书于1640年的《历法西传》介绍了《天体运行论》的卷次目录及一些观测结果，但对日心地动说没有提及。成书于1643年的《崇祯历书》介绍了哥白尼的地球自转说，但没有完整介绍哥白尼的学说，并且对地动说进行了否定。当时的一些文人对哥白尼的学说持否定态度。如清朝著名经学家阮元在其《畴人传》中说：“其（日心地动说）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所以哥白尼的学说在当时的中国并未引起重视。
——摘自杨小明《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最早介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哥白尼提出日心地动说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哥白尼的学说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引起重视的原因。
材料一 人性之恶，其善伪也。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人群）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礼义生而制法度。法者，治之端也。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则乱。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 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秦汉以后“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释道的帝国文化”……而在商品经济有充分发育的基础上得以繁衍的市民文化，在清中叶以前的整个中国社会都相当细弱。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 国家有两种实力，一种是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硬实力”，另一种是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为吸引力的“软实力”。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家思想的宣传，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李光耀把儒家思想看做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家思想的价值观。
——整理自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概括材料一中荀子的观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观点形成的主要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帝国文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软实力”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