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30年代，苏联托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帮助职业女性看护孩子。抗战期间，一些妇女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妇女被“拉上战场，拉进机构工厂”，国民政府修建了不少托儿所帮助她们分担孩子的抚育工作。当时已有劳工托儿所、农村托儿所、职业妇女托儿所和工厂托儿所之分。具体费用，或向社会募集，或向个人收缴，或由工厂直接负担。有统计称，1949年10月前，全国共有托儿所119个。

1949年后，党和政府开始大规模配置公立国营（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托儿所，并以两种途径发展：一是从零开始（截至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已建有托儿所4003个、哺乳室2670个）；二是收编民国遗留的私立托儿所。…托儿所日渐发达并逐步完善，形成了良好且独立的托儿所体系，收托出生后56天的孩子。1980年，《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颁布，明确“托儿所是三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由地方行政部门领导。当时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多达3400多万人，入托率高达28.2%。

——据杨菊华《新时代“幼有所育”何以实现》

材料一 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将孔子比拟为古代希腊的大哲学家，认为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过着良善的道德生活。该书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欧洲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深受中国输入的陶瓷、丝绸产品的影响，具有纤细、轻盈和繁琐的装饰性。18世纪，法国人魁奈创立了重农学派，其刊物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在魁奈的敦促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898年，严复节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并结合中国的时政分析，掺杂进自己的大量发挥，出版了《天演论》。是书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推向极限，痛陈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万古不易的天演定律，一经刊印便风行全国。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进化观念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材料一 周人经过古公、文王、武王三世的经营，居然击败了商王国。但周人没有被轻易的胜利冲昏了头，他们处处都反思这一历史发展的原因，最后才认定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理论。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カ。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某一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而上天有裁判权，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而上天只以道德的要求，裁决统治者是否称职。这是高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是，正由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周人悬此理想，可谓是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

——据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时人仍言天命。但与西周天命观相比，春秋战国时的天命论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是普天之下国祚的依据，而是转换为得天之佑的意思。其使用者也由周天子专属而降至诸侯、贵族阶层，天命的神圣性渐次褪去。更有甚者，天命竟为人的意志所挟持显示出工具化的色彩。此外，春秋战国时人对于天命与德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坚持德为天命之根据；有人却肯定命定之天的作用；有人则意识到天命并不专辅明德。倘若说以人事作为天命转移的根据意味着周人理性精神的出现，则可见春秋时期的天命观并非沿理性线索发展。

——据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

材料   20世纪60年代，袁隆平（1930一2021）在国内首开杂交水稻研究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在世界上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领域。1973年，袁隆平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他被全世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1976年，杂交水稻成功推广。1984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国内外第一家杂交水稻的专业科研机构，国家计委拨款500万元。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带领新一代育种工作者展开了攻关行动。2000年，中国超越了日本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等先行者，率先迈进了超级稻时代！1999年，“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隆平高科”）成立，隆平高科持续加大投入，不断建设面向市场的创新体系，在2018年进入到世界种业第七强。

如今，中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遍及五洲，除了在发展中国家扎根，还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合作。“和我们合作的美国水稻技术公司每年付给研究中心技术转让费。”袁隆平自豪地说。

——摘编自《农民日报》《袁隆平——惠泽苍生的东方稻神》

材料一   公元830年至930年，在巴格达的“智慧宫”中，一大批翻译家、学者在吸收波斯、中国等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将长期收集和保存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其中包括哲学著作、天文学著作、医学著作、音乐著作等。这就是阿拉伯历史上有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公元1000年后，欧洲的学者们将这些阿拉伯文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译成拉丁文，传播到欧洲各国。“百年翻译运动”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对欧洲进入崭新的近代文明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

——摘编自滕文生《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通过大量材料   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支柱蒸汽机、焦炭冶铁技术以及纺织机械等同中国宋朝及之前所创造积累的工业技术成就的渊源关系。他认为英国人并不是天资特别聪慧的发明家，他们的能力更多体现在他们能够吸收、改造中国早期的技术思想和发明。他还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的边缘。

——摘编自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破壳而出，独立地发展起来，并从此确立了它们的统治地位。它们把自己活动的领域和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人文方面，而把鬼神生死之类的宗教问题置之度外。它们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重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老子、庄子把所谓“天道”“地道”“人道”中的“道”抽象出来，实际上是被实体化了的普遍规律。荀子主张以“道”为“衡”，也就是主张以人们认识到的法则、规律为裁判、衡量一切的准绳。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

材料二   中国的理性主义在17世纪传入欧洲后，对启蒙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洛克的学生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表示：“有一种强大的光在全世界散播开来，特别是在英国和荷兰这两个自由国度……文学与知识必将空前地大步前进”。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的旗帜，这场运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提出广泛批判，力图通过传播知识来改善人类状况。欧美启蒙思想家大多持世界主义的观念。他们谈论的只是全人类，认为他们提倡的原则也适用子全人类。他们都怀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反对宗教上的蒙昧主义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大多把英国视为理想政府的典范。

——摘编自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近代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