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4年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自身的国际秩序观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上又生出一个更大的变化”。苏俄“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因此，不仅仅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欧洲列强“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俄国以前也奉行这一主义，现在“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这是两种相反的主义，“所以列强至今还想消灭他”，于是“一齐出兵去打俄国”。正是因为俄国的转变“以后战争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世界由此形成压迫和被压迫、公理与强权的分野。在全世界范围将会形成两个联合阵线“白人主张公理的和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
——摘编自李育民《论孙中山的国际秩序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国际秩序观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国际秩序观产生的背景
材料 韩愈（768-824）一生四为博士任祭酒（相当于今国家教育部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对国子监糟糕的办学状况了解“白至德后，兵革未息，国学生不能廪食，生徒散尽，堂墉领坏，常借兵健居止。这种状况激发了韩愈改革教育以培养“适用堪事”人才（即将学生培养成为“有德、有材、有艺、有文”之人）的决心。
韩愈从培养“适用堪事”人才的需要出发，并结合“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认为因子监下辖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除开设规定的课程外，其课程内容还应当包含文、法、民、位、服、居、食等方面。韩愈在《清复国子监生徒状》，提出降低国子监学生准入门槛，准许品级较低者子弟入学以充实国子监各学。韩愈在《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提出严选学官的办法，同时他也举荐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人充实国子监教师队伍。在校风、学风整顿上，韩愈提出：“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摘编自张传递、钟伟春《“适用堪事”与“碩学闺材”－韩愈与蔡元培大学人才观及培养思想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韩愈大学人才观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大学人才培养策略的措施。
材料一 从边疆思想的层面来说，汉承秦大一统之后，当时的疆域已经远远超过《春秋》时代之所谓华夏；在中国范围之内，事实上只有地方性而不复有种族性的问题。董仲舒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理想，欲泯除华夷之辨，并认为“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恩不得适天子之贵。”这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董仲舒认为，与君之“无为”相应，臣者则应“有为”，把黄老的“无为”思想融合于其儒学体系之中，并以其阐述治国与君臣之道，提倡君道无为与臣道无为，最终把“无为”理想在政治上的实践归结为“君无为而臣有为”。他在《春秋繁露·服制象》中说道“我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新儒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进取性，汉武帝之世宏大边疆恩退体系的建构也因此具有了明确的指导精神。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材料二 在历史变革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由西方涌入中国。孙中山等先行者关于民族兰义有相对进步的认识，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因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传统“尊夏贱更”“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中规定，凡过去少数民族名称中之虫、兽、鸟及反犬旁，一律须改为人字旁。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一统国家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也重视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防建设。一些民族主义者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了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编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的特点及对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构建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和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治理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赡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舆。针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朝前期统治者为实现国家认同采取的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采取这些举措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清朝前期相比，近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突出特点，并简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 晚清地方自治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一方面是晚清政府为了保住其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地方自治，另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这一社会力量为了救时改制而提出进行政治变革。维新变法后，一些具有地方自治意义的自治团体，如湖南南学会等兴起，开启了地方自治的实践。在维新派看来，“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维新派认为要张国力、伸国权，必须使民族强大；而要保民生、厚民生，则必先实行地方自治。维新派提倡绅士自治其身，自治其乡，绅士要具备参政、议政能力，通过地方自治以兴利除弊，使“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而去郡县专政之弊”。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了中国人的独立意志和政治权力，国民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心，要改变这一状况，一个重要方式即实行地方自治，像欧美各国一样“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
——摘编自李娅玲《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地方自治思想与实践论述》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地方自治兴起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维新人士对地方自治实践的认识。
材料一 重新实现统一的隋唐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读书识字的人增多、单靠抄书、手写已难以满足社会对书本的需要，特别是在唐朝，科举制的推行，刺激了更多的人读书。读书人对工具书、各种教材的参考读物的需要，使得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大增，也刺激了印刷术的发展、隋唐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发展的高峰。佛教的迅速传播使得佛经和佛画的需求量激增、手抄复制的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雕版印刷术才能得到发展。
材料二 北宋时期，雕版印刷术盛行的同时又出现了活字印刷，师生们不必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抄写各种书籍、而是将主要精力与时间用于教书和学习上，这为宋代书院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在宋代、成书于汉唐年间的10部数学著作《算经十书》以及北宋著名土木建筑家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因北宋雕版印刷术极为发达，而刊行全国。唐宋以后，中国与外国的往来不断加强、印本书也随之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出口对象有朝鲜丰岛、日本、越南等，因此在汉字文化图的国家中，1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印刷品贸易的国际市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颖《中国古代印刷技术的演变及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隋唐雕版印刷术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以后印刷术发展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儒商和儒商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儒商初步形成，儒商文化随之出现；宋代儒商得到新生，儒商文化开始复兴；明清时期儒商发展走向兴盛，儒商文化成为主流商业文化。传统儒商文化是中国古代儒商把儒家思想与商品经济法则相整合所形成的经营理念、管理思想、行业准则和行为规范。传统儒商文化为当代儒商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材料二 传统儒商奉行儒家仁学思想，根据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对其加以阐发，以仁道和仁爱作为商业或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儒商特别重视义利之辨，主张在以义为先和为本的基础上取利和求利，强调公利优先，反对唯利是图。宋代以后诚信作为儒者的德行要求开始被商人吸收内化，对其加以发展并付诸实践，成为规范商业经营的伦理准则。儒家经典《大学》所说的“苟日斯，日日斯，又日新”，充分体现出儒家勇于追求和锐意创新的精神，这种思想为传统儒商所吸收和秉持，形成儒商本于天道的创新进取和永不言败的职业精神。儒商“好儒重文，倜傥有儒者风范；其人孝友礼让，仁义慈善，重族谊、乡里、故旧，恤孤弱，厚人伦，好善乐施，急公好义，热心社会公益活动”。
——以上材料摘编自徐国利《中国古代儒商发展历程和传统儒商文化新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儒商文化复兴的历史背景。(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商群体的共同特征并说明儒商文化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时间最长的一种哲学。史学家钱穆称：“治宋学必始于唐。”其发展与嬗变是与唐末宋初的政治经济变革、禅宗的盛行密不可分的。庶族地主崛起，要求政治地位的改变。儒学精英对儒学“道统”的担当，更讲求实际、崇尚道德，也构成了宋代理学形成的重要条件。
——摘编自孙伟民《宋明理学成因的多维探析》
材料二 宋明理学有其独特的范畴与命题。论宇宙就讲无极太极，阴阳动静，万物化生。讲功夫就讲下学上达，格物致知，渐修顿悟。论践履就讲修己治人，事亲从兄。这些范畴与命题虽是从古老的经典中抽出来的，但“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
——摘编自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理学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明理学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殁西周以前的时代，他一生都在为重建西周时期的社会和政治而努力。他认为如果以“仁”和“礼”为核心的价值和美德能够恢复，那么西周这样的理想社会就能重建。在孔子所设想的社会中，A与A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家庭内部关系，比法律更为重要。如果社会中人人都对己坦率，与人仁爱，这就是一个好的社会。作为理想社会的统治者，光有粮食和军队是不够的——成功的统治者必须还要树立某种道德楷模供臣民模仿。
——摘编自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理想国》一书包含了柏拉图对理想社会的看法。首先，他相信人类只有在城邦内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其次，柏拉图相信人的灵魂由三部分组成：理性、欲望和激情。灵魂的每一部分都在柏拉图的理想社会中有着对应的阶级：军人代表着激情的部分；人数最多的“生产者”（手工业者和商人）代表着欲望的部分；而理性部分则更多地表现在“护卫者”（统治阶级）身上。如同在一个和谐的个体中那样，在一个和谐的城邦中，所有组成部分必须一起起作用，但理性部分必须控制其他两个部分。“护卫者”应由一个“哲学王”来领导，因为他们“具有知识”，接受过专门训练，经历过特殊社会生活。
——-摘鳊自（美）沃尔夫《夫人物和大问题：那些影响历史的人和事》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孔子和柏拉图理想社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和柏拉图理想社会观念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1918年，钱玄同的《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发表在《新青年》上。文中指出汉字在学与用上诸多缺陷，并说汉字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他主张先废除汉字。陈独秀赞同其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的方案。鲁迅认为人类未来最终会使用同一种共同语言，当前文字简化与拼音化是为之后世界语的使用提供基础与准备。他的《阿Q正传》中主人公的命名上出现字母的使用，是对汉字拼音化的一种回应。然而，作家巴金在他的《病中集·汉字改革》一文中指出： “我年轻的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如果汉字走向拼音化，“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这种充满历史感的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值得我们深思。
——摘编自刘婷《时代的神智——汉字形与意的思辨》等
材料二 1949年 10月10日，由吴玉章、郭沫若等人领衔，“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的主要理事一致同意“把研究拼音文字作为主要任务”，但为了应付目前需要，也把促成“汉字的简单化和标音化“作为另一项重要任务。这一时期的文字改革者所提倡的汉字简化并不是全新的文字改革思想，从理论来源来看，近代新文化运动以后，钱玄同所提出的汉字由繁至简的发展规律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简化汉字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国家和中央文字改革协会认为国家建设需要扫除文盲，所以把简体字放在文字改革的第一步。1956 年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发布。这个决议的颁布，使简体字终于获得中央政府的承认，正式取代繁体字成为国家法定的“正体字”。
———摘编自崔明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汉字简化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汉字拼音化的主张进行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文字改革的重大国内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就文字改革简单谈谈你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