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殖民势力不断深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设学校以输入他们的宗教和文化，1839年美国人布朗在中国澳门开办的玛利逊学堂，“校中教课，为初等之算术、地文及英文”。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以后，洋务派在国体基础上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洋务教育。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此后洋务派相继在各地兴办了大量新式学校。洋务学堂将西方自然科学作为主要课程，包括数学、格物、化学、具体的技术等课程，另外开设了“四书”“五经”课程，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曾先后派出多批学生赴欧美、日本学习自然科学、先进技术。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到1875年共派出四批120人，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春秋初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采用重商政策进行改革。管仲实行“官山海”政策，国家控制盐铁等资源，由民间生产，国家收购专卖，寓税于价；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君主要“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鼓励商人“通齐国之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认为“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采取各种措施招徕优待各国商人，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管仲一系列的经济举措，使齐国迅速走向富强，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

——摘编自《管仲经济思想》

材料二   重商主义诞生于15世纪的西欧，盛行于16、17世纪。托马斯·盂是17世纪英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著有《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他认为为了扩大贸易出口，必须扩大国内的商品生产，国家应该用关税政策来保护制造业发展，促进生产，增加就业。他还主张通过发展航运业来扩大对外贸易，进而增加国家财富。该书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其主张成为18世纪英国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西欧经济史》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王韬首先提出“商富即国富”，以“恃商为国本”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精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郑观应的思想显得更为激进，他直接将“商业”作为武器，提出“商战”的口号，主张“兴制造”即“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他认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所以“振兴商务为富强之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

——摘编自《清季重商思想新论》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外资法”等一系列法规，加强对技术引进的管理，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列出鼓励进口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对私人企业的技术引进加以指导，其后，日本政府逐渐放宽引进技术的管理和审查标准，企业决定引进方式和内容，并承担引进过程中的一切风险，所引进的技术主要来自欧美。1962年到1966年，在企业提出的技术引进申请中，有90.4%获得了批准。

——摘编自王永生《技术进步及其组织——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立发展科技的方针。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在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时应力求自力更生，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由苏联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由东欧各国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还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1960年，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摘编自杨德才等《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

材料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中央确定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