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钱大昕（1728-1804），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针对重经轻史的学术风气，钱大昕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他将天文、舆地、制度、金石、版本等原本经学的分支学科抽离出来，并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对《史记》以后的许多史学典籍，他都一校勘，详为考证。在此过程中，他探寻出了诸多史学考据的具体方法，包括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归纳法等。在哲学上，钱大昕抑宋扬汉，对宋明理学一套哲理化的理论不满，极力把理学家大力鼓吹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说教，具体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
——摘编自张涛《钱大昕评传》
(1)根据材料，概括钱大昕的学术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钱大昕学术主张产生的背景。
| A．想象丰富具有浪漫主义色彩 | B．关注细节描写批判社会现实 |
| C．手法夸张怪诞极力表现自我 | D．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精神危机 |
材料一 朱熹认为,“至善”就是“事理当然之极(尽善尽美)”,其“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因为“得之于天”,又叫做“天理”,“天理”显现在事物之中,就成为“事理”,“天理”和“事理”是一回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理”就是“至善”,其主要内容为“仁、敬、孝、慈、信”等等。达到“至善”境地的方法就是“复天理、去人欲”,其标准就是“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改编自吕等雯《朱惠理解的“止于至善”及其可能内涵研究》
材料二 康德认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要遵守“绝对命令”,要奉行义务与职责;作为感性的经验者,个体希望自身能够幸福。因此,“德行”虽是至上的善,却还不是圆满的善,只有再加上“幸福”,才能构成“至善”德行是至善的第一要素,幸福作为道德的结果构成至善的第二要素,道德与幸福之间有一个存在。这个存在,使得自然不但与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法则相和谐,还与他的道德意向相和谐。有了这样的悬设之后,世界上才会有至善存在,而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神。通过上帝之手将幸福与德行和谐地共存于“至善”之中。
——摘编自刘延苗、何炳武《康德与朱惠“至善”概念之比较》
(1)依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熹与康德关于“至善”认识的不同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2)依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朱熹、康德“至善”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诚信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亲缘（熟人）信任所构成的道德范畴。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道德标准；诚信是人际交往的伦理基础，“熟人有信”，以诚信为本，才会事业有成；诚信是立国之本，是一种德政和德性的要求。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荀子说：“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中国传统诚信对人而不对事，具有人伦等级性；多重“义”轻“利”，是个人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通过荣辱感、信念、良心等内部力量来自我要求与克制，完全是一种源于内心的自我约束与高度自律。诚信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立人、立业，立国之本，成为家国同构的“礼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的是以宗法家族关系为支柱的熟人社会的道德要求。
——摘编自涂永珍《中西方“诚信”文化的差异及其现代整合》
材料二 西方传统文化对诚信的理解统一于西塞罗的定义，“诚”即个体的诚实品性，诚实是诚信的基础，它要求个体对事件信息作完全和真实的披露。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及其自己的财产而通过社会契约结合为社会，为此要承担彼此承认他人之所有权的义务，这大量体现于罗马法中已建立的诚信契约制度。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彼此的“诚信”适用于所有人，有利于保障个人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得到普遍认同，超越了道德范畴而有法律和秩序的属性。
——摘编自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罗马法到现代社会》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国与西方传统“诚信”文化上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中西方传统“诚信”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 A．三次科技革命都依赖新能源开发和利用 | B．“机械化” 是指世界范围内机器广泛应用 |
| C．“规模化”是指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 | D．“个性化”是指科学和技术开始紧密结合 |
材料一：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莫尔（1478-1535）和康帕内拉（1568—1639），分别在其著作《乌托邦》和《太阳城》中，于西方教育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劳动教育问题。康帕内拉在书中认为现存社会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因为它鄙视工匠，尊崇那些游手好闲、役使大批奴仆过腐化生活的人。在莫尔设想的“乌托邦”中，宪法规定所有公民应该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与开拓。康帕内拉还批判有闲阶级妇女无所事事而导致容貌衰老、肌肉松弛，不得不涂脂抹粉、精心打扮。莫尔还主张，儿童“从小学农，部分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到城市附近农庄做实习旅行……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就从事实际操作”。
——摘编自朱磊《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劳动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教育一直备受重视。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提出各级各类学校应提倡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4年中宣部指明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提出体力劳动是一切劳动的基础。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培养全面发展的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目标。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性，注重与农业、工业生产技术相结合。文革时期劳动的作用被盲目夸大，劳动教育被误读，甚至出现了“唯劳动是教学、读书无用唯劳动”的极端倾向。
——摘编自郑程月、王帅《建国70年我国劳动教育的演进脉络、时代内涵与实践路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劳动教育思想所体现的理念，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我国劳动教育思想产生的影响
（3）结合两段材料，谈一谈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劳动教育思想给今天的劳动教育所留下的经验和启示。
| A．抒发了浪漫情怀 | B．遵循了写实主义的原则 |
| C．突出了理性思维 | D．体现现代主义创作风格 |
材料一 在中国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中，对人的价值及尊严是十分崇尚的。儒家重视人的价值，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自孔子始，便一再地强调“入世”。“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可谓知矣。”孔子自己也坚守“不语怪、力、乱、神”，把人事放在首位。“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说明孔子具有比较强烈的非宗教意识和倾向。孔子之后，儒家也基本上是反宗教、反出世的，儒家学者都十分强调人事。儒家的《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儒家的经典，也没有主张超世脱俗的言论，都是针对现实社会需要的。
——摘编自丁卯<政治规约与思想传播——历史视域下的解放区木刻研究（1937—1945）》
材料二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道明会的萨伏那罗（1452～1498年），就有感于当时日益浮华败坏的世俗生活，而开始在佛罗伦萨宣讲，反对人文主义的风潮，提倡苦行、禁欲的生活，轻视尘世的价值，并曾率领狂热的信徒焚烧佛罗伦萨纤巧的艺术精品，最后因反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而被杀。而在宗教改革时代的初期，由于马丁·路德过分强调“因信称义”的观点，毫不妥协地恢复了对人的罪恶本性的极端强调，认为唯有神的干预才能使人得以赦免。因此，引起大部分强调精神自由的人文主义者的反感。
——摘编自刘昕岚《“人文主义”与“宗教”——对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回顾以及对儒家人文主义的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中国古代儒家“反宗教”的历史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出现反对人文主义风潮的社会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中国和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共同作用。
材料 法国作家凡尔纳以空想的方式将当时的科技成果神奇化，大胆猜测、热情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并对种种社会弊端进行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生前其作“光是无插图小型本便销售了约160万部”。七八十年代，明治文坛掀起“凡尔纳翻译热”，作品热度仅次于莎士比亚，成为中国作家“改译”的基础。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创办《新小说》杂志，将《海底旅行》归类为“科学小说”进行连载，并亲译介绍西方少年探索冒险、同舟共济精神的《十五小豪杰》。同年4月，赴日留学的鲁迅订阅了该杂志，翌年秋译成《月界旅行》，讲述三名探险家乘坐空心炮弹飞往月球的故事。鲁迅译本重“科普”而轻“幻想”，“不适于我国人者”多有删节与调整；采用章回体，加入对偶的破题诗，但正文“掺用文言俗语”，随处可见“自由、人民、进步、法则、研究、发明”等新词汇。鲁迅认为：“（读者）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摘编自（日）山田敬三《鲁迅与儒勒·凡尔纳之间》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凡尔纳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中国作家译介凡尔纳作品的特点和影响。
| A．抨击了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 |
| B．体现了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 |
| C．揭露了封建贵族灭亡的必然 |
| D．讽刺了贵族阶级的唯利是图 |
